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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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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從地圖中發現歷史

佛山市規劃城建檔案館和佛山市測繪地理信息研究院此次纂錄佛山古今地圖集,共收集到明代至今不同時期有關佛山之地圖 400 余種,經過篩選研究選錄其中具有代表性地圖 100 余幅編輯出版。此次佛山舊地圖的收集整理工作,一方面希望借助歷史地圖反映佛山地區數百年來城市發展的滄桑軌跡,讓大眾讀者能透過地圖窺探不同歷史時期佛山的城鄉面貌和政區沿革關系。在此之外,圖錄選圖的另一目的,則不僅僅滿足于將地圖文獻簡單堆砌,引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希望站在地圖史的角度去重新發現地圖背后有關繪圖者的故事,探究如今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一幅幅形式不同的地圖,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是什么人在繪制,如何繪制,以及不同形式的地圖背后又呼應著怎樣的一個大的學術環境和社會背景。何況佛山各地方志地圖又多是出自歷代著名的學者如葉春及、李明徹、鄒伯奇等人之手,更值得我們對這些歷史地圖進行認真梳理,并且從中可以發現佛山的歷史地圖并不只是承載佛山一隅的古今變化,而是足以站在**自明代以來整個地圖測繪發展歷程脈絡給予重視的。

在**地圖史研究中,方志地圖總是缺乏深入的整理和全面的重視。以至形成以下敘述:**傳統地圖繪制在明代盛極而衰,進入清代除了內府圖外其他國人自繪的地圖基本乏善可陳,跳不出計里畫方的窠臼。學者對康熙《皇輿全覽圖》藏在內府皆感惋惜,以及對后世各種摹本表示失望。此類研究都有一突出特點,大多著眼于發生在政權頂端的地圖測繪歷史,而忽略了在各直省州縣以及基層社會都有不同的測繪傳統。如今我們整理佛山歷史地圖,能夠找到一段從明代至近代的地方發展脈絡,并且發現地方上制作的地圖無論是族譜內的鄉圖、墳塋圖,還是方志卷首的輿圖,總會受到同時代學術風氣的左右,或者是受到不同知識系統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面貌,正如自明代以來《順德縣志》流傳六個版本,基本代表了不同時代的繪圖旨趣。從中可以既可以看到明代羅洪先《廣輿圖》式計里畫地圖在州縣及以下層級的應用,清初山水形勝圖流行的社會背景,也可以了解到西方經緯坐標知識在地方上的傳播和應用經過,以及晚清社會轉型后地圖的繪制者從傳統士大夫手中向測繪學堂知識分子轉變的過程。

一、四至圖與計里畫方——明代的方志地圖

**繪制地圖的歷史非常悠久,大約在晉代已形成較為系統的測繪理論。《晉書·裴秀傳》記載道:

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像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于分率,彼此之實定于準望,徑路之實定于道里,度數之實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裴秀提到的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為著名的“制圖六法”,這些繪制地圖的基本原則雖然寥寥數語,但對后世影響極深,后世繪圖者在追溯繪圖之法時一般都會追溯至此,或者是根據制圖六體參雜已見進行演繹。然而史**載的裴秀制圖六體只有理論而無方法,故在實際測量中如何應用我們已無法得知。不過制圖六體的影響在歷史上并非無跡可尋。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中的《守令圖》也介紹了他對于地圖繪制的見解: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為。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為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為《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為分率,又立準望、牙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發無差矣。

沈括繪圖之法,發展了裴秀六體,在六體之外,增加了“牙融”、“傍驗”二則。沈括所稱“飛鳥圖”類似今日所謂鳥瞰圖,形象地指在空中俯視大地,然后將所見情形展現在紙張平面之上的繪圖形式。圖內“四至”的里數使用測量后的直線距離,用一百里折二寸的比例換算,繪入地圖當中。獲得直線距離的方法,沈括列出準望、牙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地圖繪制要分四至八到為二十四至,即二十四個方位,并“按二十四至以布州縣,立可成圖”。

從沈括的繪圖之法我們可以獲得若干信息,首先是當時一般所謂某地至某地的里數,并非直線距離,而是“循路步之”。其二則是地圖分四至八到為二十四向,即意味著要使用羅盤作為定向工具。再者“按二十四至以布州縣”,即將州縣境界為分為二十四個固定方位,意味著圖中必有個中心作為各方位的起點。此外,沈括按此法所繪之圖為“守令圖”,即是為地方州縣官員掌握轄境地理情況提供參考而繪,與后世方志地圖的用意是一致的。

沈括文中取飛鳥之數的七種方法具體細節未得其詳,然而將之與后世方志地圖互相比對,則能看到方志地圖大多沿著守令圖的脈絡發展,其中繪制地圖遵循最基本的原則是分四至八道。明代方志地圖大多取一中心點,多數為州縣治所,然后再將地圖分為四至八到,接著根據不同里數所在方位遠近羅列地理信息。

1 明代早期的方志地圖

收錄在明《永樂大典》中的《廣州府南海縣之圖》,可以說是現存最早關于佛山地區的地圖資料。圖中的廣州城被夸張地放大強調,居于全圖之右。原因是南海縣的治所設在省城之內,而南海縣縣境大部分區域處于縣治之西,所以為了繪出全境,故把縣治安排在地圖的偏右位置。地圖的邊緣則分為八個文字注解框,正上方為“北至本縣界地名巴由徑一百八十三里”,下為正南,右東而左西;而地圖四角則為八到,如“東北到本府番禺縣各五里、北到本府清遠縣治三百里”,余下同理,不贅述。圖中標識的地理信息,以省城為中心,向八個方向呈放射狀排列的趨勢。由此可見該圖多有沈括守令圖的影子。地圖并無嘗試勾勒縣境的輪廓,只是簡單在邊緣標明了四至八到,縮放的比例也沒交待,故無法根據地圖計算各地標之間的鳥飛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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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廣州府南海縣之圖

我們如今無法得知沈括計算鳥飛直距的七種方法,似乎明代當時亦難以辦到。方志地圖一般會在地圖之后附錄詳細文字開列各地道里距離,以彌補地圖承載地理信息的不足。所謂的道路里程,大多只是循路步數,而非兩地之間的直線距離。故明代方志地圖常因粗略、精度不高而時為后人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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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嘉慶三水縣志 通縣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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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順治南海九江鄉志

這種不完整的守令圖一直在方志中占據主流。直到清代中期,廣東地方志從省到縣,仍是按一中心點向四周輻射的繪圖方式為主要。縣境的輪廓往往被忽略,單一講究自某一中心為起點的四至分布,所以我們見到的方志地圖大多將作為中心點的城池抽象成圓形,如羅盤之狀。

明代至清初的方志地圖以如此的形式出現,一方面是受到繪圖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來看則是輿圖表達縣境的地理信息在當時看來要求并不高,也未經過實地測量。許多地圖不僅以治所為地圖的中心,而且還要進行放大給予特別重視,城內的信息往往比城外更為豐富。地方志一般只具備縣境圖及縣城圖,其他都堡鄉里的信息則一概從略,一方面說明治所比起縣境其余地方更為重要,另一方面反映了這些地方在繪制過程中缺乏實測依據。四至八到的里數以治所為起點,大約可以推測出是為了給地方官員從治所前往縣境各地處理政事提供參考。除此之外,縣境內的山川、古跡、村落、廟壇俱不能在地圖中體現,而是分在方志其他章節用文字詳細記錄。可以說,地圖很多時候只作為一種象征出現在地方志當中。

2 萬歷《順德縣志·圖經》與計里畫方

明代萬歷年間,順德縣重修方志時繪制了四十余幅順德地圖,采用了嘉靖年間著名學者羅洪先所繪《廣輿圖》的“計里畫方”形式繪制,一反當時地方志因仍粗簡之風,提高了精確度,也將地圖視野延伸至縣以下的都堡層級。當時主持繪制的,是歸善著名學者葉春及,明代**地圖繪制史上,葉氏是羅洪先之外必然要提到的人物。

葉春及,字化甫,號石洞,歸善人,少倜儻不群。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舉,三試會試不第。曾任福清縣教諭、惠安縣知縣,有《石洞集》《惠安政書》等著作行世。《惠安政書》是葉春及在惠安任上所編,成書于萬歷元年(1573),書**有輿圖 29 幅,效仿羅洪先《廣輿圖》使用了“計里畫方”繪制方式,大大提高了地方輿圖的精度。

葉春及去任后,掛冠歸鄉。萬歷十二年(1584),葉春及受邀編纂《順德縣志》,將在《惠安政書》的制圖方法運用在了順德志輿圖之上。他在序言中稱:“余嘗仿羅太史圖惠安,今以施于順德志,則地理、建制、賦役、祠祀、官師、流寓、人物、選舉、雜志,凡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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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康熙十三年順德縣志 順德縣總圖

志書修成于萬歷十三年(1585),可惜如今所見的版本已無地圖傳世。據葉春及序言稱:“奪邑中士大夫權是懼,故居其半,亦殺青矣。……吳西公遂重鋟梓,而圖別行。”可知當時因怕得罪邑士紳的緣故,《圖經》于是別行出版,這也是如今在萬歷《順德縣志》看不到《圖經》的緣故。

然而葉春及主持繪制的《圖經》并未散佚,康熙年間重修的《順德縣志》完整地沿用了葉志的地圖。如今我們可以憑此觀看到葉志《圖經》的面貌。《圖經》與當時方志地圖最大的區別在于地圖均打上方格,標注有“每方十里”“每方一里”給讀者參考。繪圖舍棄了取某一定點為中心的傳統繪圖方式,能將縣境大致輪廓勾勒出來,而且除了《順德縣總圖》《縣城圖》外,還附有四十幅都堡圖,按“每方二里”比例繪制,將地圖精度精確到縣境以下都堡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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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康熙十三年順德縣志 大良圖

《圖經》的卷首有一篇曾仕鑒撰寫的序言,從中可以了解當時地圖繪制的具體細節:

近羅文恭因朱思本法《廣輿圖》,綴以田賦、芻藁、障塞、士馬之書,經制備矣。其畫方巧,人不能過也。葉子放于惠安,三年而書始成,邑人歸縝密焉。其土田分在都在版,亦前人所未有也。茲為邑作志曰其為土若干,志若干。不侫與同舍生葉永和、馬中奇職畫方之事。會弓田告竣,葉子乃令胥人總其都里田畝多寡,與隆慶、萬歷之籍而贏縮較度之。六閱月,亦井井矣。葉子畢志,病而歸。不侫圖事復終,原山川、覽謠俗,阨塞強弱之略,頗著文焉。萬歷戶口田賦具登,瑤役貢賦之所起也,隆慶不登戶口,無事之矣。諸則猶登,改革之際,久而將亡,其初存之以備考也。版之田,都之田,常異辟,之星都其經,版其緯也,存弓田,執經以待緯也。屯田雖麗,軍衛之猶在邦域之中也。曾仕鑒人倩父。

文中可見,萬歷年間,葉春及修纂順德志時,效仿了羅洪先《廣輿圖》的計里畫方形式,并運用了在惠安任上的實測經驗來為順德志繪圖。具體繪圖者為曾仕鑒、葉永和、馬中奇,此外還提及“會弓田告竣,葉子乃令署人總其都里田畝多寡,與隆慶、萬歷之籍而贏縮較度之”,說明繪圖時曾大量參考了有效的地方田畝數據。所謂“弓田告竣”,是指萬歷八年至九年年間張居正主政下進行的全國田土清丈,這使當時繪制地圖擁有了豐富的實測依據。在此基礎之上,再“與隆慶、萬歷之籍而贏縮較度之”,可知當時繪圖還利用了較為新近的戶籍黃冊資料。考對志書內的分堡圖,每幅堡圖后都有注明堡內圖甲所在,很可能就是當時引用戶籍檔案的痕跡。

順德《圖經》并未透露更多繪圖的具體方法,但從《惠安政書》及萬歷《永安縣志》的一些文字細節能略知端倪,《惠安政書》:

余至縣,首命父老圖地里。畫方之法仿羅太史。父老圖上,多不合。適閩中郭建初將游塞上,過余,視之圖,為斥臧否而去。余乃參考郡邑之志,信如建初言者,命史持指南,三四反,閱歲而圖始成。初,余考訂山川沿革異同之辨,頗有記。建初歸,見在篋中,謂諸志言,人人殊矣,不著其文,孰知今之不謬。余病閉閣,乃次第之俾覽者考信焉。

萬歷《永安縣志》:

永安初縣,山尤厜義,命虞道工,乘樏以圖。圖凡四,都三而總一,參伍錯綜,博訪故老,三四易而始就。

葉春及在惠安本是命地方父老模仿《廣輿圖》形式繪圖,結果卻不如人意。其后得到郭建初的指教,于是派人“持指南,三四反”,其后又“病閉閣”而“次第之俾覽者考信”。其繪永安縣地圖則是派人乘騾出動,繪記山形,又“博訪故老”。兩次制作地圖皆是經過實地測量,對于地名沿革則亦一絲不茍,廣泛征詢地方意見,以補充地圖信息的不足。順德縣的《圖經》分堡圖的每幅地圖之前,都有關于該地山川風賽扼塞詳細的考證和評語,很可能是葉春及等地圖繪制者根據當時察訪筆記撰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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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永安縣志

順德縣志的《圖經》運用“計里畫方”繪圖法,參考實測數據,在當時廣東方志中尚屬首例。其中《分堡圖》甚至被后世重修志書者一再使用,直到咸豐《順德縣志》仍見其影響。而繼順德志后,葉春及旋于萬歷十四年(1586)參與了《永安縣志》的修撰,同樣運用了開方繪圖法。不過所制輿圖只有四幅,遠無順德《圖經》那么豐富。其后不久,惠州府知府顧言亦采用同樣形式為《惠州府志》繪制輿圖,其中永安縣直接采用了葉氏繪制的成圖,最后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刊刻出版。

晚明葉春及對提供地圖精度的實踐,可置于明代晚期朝廷嘗試賦役改革的背景之下進行思考。明初賦役制度以里甲正役為主,以戶為單位,按丁糧多寡征派差徭,即將人和土地結合的方式征收賦稅,對田土實際情況一向不甚關心。隨著明代商品經濟發展,人口流動頻繁,逃避賦役情況日趨嚴重,在全國人口增加的情況之下,朝廷掌握的實際在籍人口卻不增反減,導致賦稅收入減少。明中期以來,無論是朝廷還是地方官員都嘗試改革賦役制度,其趨勢便是放棄控制人丁,而轉化以田地為主要的征派對象。無論是編造戶籍還是戶籍內容亦逐漸重視土地的稅糧登記和核查。明代嘉靖朝開始醞釀的“一條鞭法”,即是希望將丁役負擔攤入田賦,與其他徭役合并征收。據劉志偉研究,明代廣東大約在萬歷五年(1577)至七年(1579)之間推行一條鞭法。這與萬歷年間全國土地清丈行為互為表里。所以萬歷年間《順德縣志》《永安縣志》《惠州府志》地圖的精度一方面得益于當年土地清丈的實測數據,另一方面也反映地方官員企圖掌握田畝數據的努力和嘗試,以便在新的政策之下為征收賦稅服務。

二、山水形勝——清代初年的方志地圖

明清鼎革,廣東經歷了一段動蕩的時期,直到康熙年間解除禁海令后,社會經濟才逐漸恢復。晚明葉春及的開方繪圖法在萬歷年間已影響了不少方志輿圖的繪制,但開創的局面并未在清初得以延續。

清代初年廣東的方志編纂,輿圖的位置并不顯要。地圖不是悉沿舊章,就是精度欠奉。然而與過往不同的是,此時繪制地圖更注重融入山水畫法加以修飾,使得山水形勝圖、八景圖十分流行,這些地圖增加了視覺的美感,卻不太講究地理信息的提供。

1 山水形勝圖

山水形勝圖的流行與康熙前期編修《一統志》,下旨采輯天下輿圖的政令有關。康熙二十二年(1673),朝廷示諭“兵部轉行各省督撫將各省地方山河城池遠近詳加丈量,細繪圖式進呈預覽”,時任兩廣總督吳興祚接旨后委派監司、郡丞各二員分巡廣東、廣西,“郡邑各挾繪事能手,日圖所見,務期精確以副上旨”,經過五個月全省動員繪圖,制成《廣東輿圖》十二卷上呈,受到皇帝嘉獎。《廣東輿圖》雖然成績斐然,但并無繼承前明葉春及計里畫方之法進行實測,故所繪輿圖并無比例可言,如《廣州府總圖》只是形象將各州縣城池大概位置羅列,然后加以山水及立體畫法進行修飾,使地圖頗具美觀。各州縣至府治廣州城的道路里程,則用文字詳細在圖后羅列。

山水形勝圖很快成為各地修志時繪制輿圖的模仿對象。清初至乾隆朝,《順德縣志》經過三次重修,過程中輿圖的變化頗能看到明清對待地圖的不同側重。順德志首次重修在康熙十三年(1674),卷首《圖經》二卷基本沿襲了明代葉春及主持繪制的地圖。康熙廿六年(1687)第二次重修,卷首《圖經》增加了一幅《通縣山川形勝總圖》,一幅《縣治圖》、一幅《學宮圖》。此《山川形勝總圖》運用了典型的山水畫法,與萬歷《順德縣總圖》無任何承襲關系,圖中注明“照原呈御覽圖刊”,即是說明此圖按康熙廿四年(1685)《廣東輿圖》卷一《順德縣圖》繪制。城池被夸張放大,四周群山羅布,相比萬歷《順德縣總圖》,除了美觀,已無精度可言。乾隆十五年(1750)順德志再度重修,卷首《圖經》全部沿襲了康熙廿六年(1687)的地圖。有趣的是,萬歷舊圖中用于計里畫方的網格被全部取消,似乎已視之為無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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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康熙廿六年順德縣志通縣山水形勝總圖

這種現象在《永安縣志》《惠州府志》同樣出現。康熙廿六年(1687)重修的《永安縣志》,舊圖網格刪去,新增的三十七約圖雖有方格,但大部分為山水畫法的嶙峋山勢所遮擋。康熙廿七年(1688)重修《惠州府志》,卷一增加的府圖、縣圖,則是依據《廣東輿圖》繪制,其后所附萬歷舊圖,也刪去網格。由此可見,晚明注重實測的開方繪圖法,在清初已經逐漸被人遺忘殆盡。再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收錄最全的歷代方志來進行統計發現,道光以前廣東方志除了乾隆年間《普寧縣志》《興寧縣志》使用了計里畫方之外,幾乎沒再使用開方繪圖法。

2 八景圖

受到山水形勝圖影響,晚明的計里畫方地圖已被清人忘記。而隨后,另一種“八景圖”開始于乾隆年間流行于方志地圖之中。八景圖在乾隆朝甚為流行,不僅僅只在廣東,全國方志都極易覓見。

雖然八景圖大多是意象化的山水風景,旨在展示地方最值得稱道的風光名勝,但因不少方志也將此類圖歸入輿圖類別,故在此也將之視為一種特殊的地圖予以討論。

廣東將地方名勝繪圖收入方志的做法最早見于明代萬歷年間黃佐編纂的《廣東通志》中的《羅浮山圖經》,清初康熙至雍正廣東兩度重修省志,亦將廣東著名的名山大川風景收入輿圖。康熙三十六年(1697)出版的《廣東通志》,所繪制的地圖十分粗率,卷一地圖收錄《疆域圖》十三幅,皆以四至圖方式呈現,線條拙劣,遠不及前代所繪。《疆域圖》后收錄了廣東著名的風景名勝,為之繪圖,錄有《白云山圖》《羅浮山圖》《西樵山圖》《七星巖圖》。其中《羅浮山圖》便是據萬歷《羅浮山圖經》繪制。這些形勝圖大多以山水畫法繪制,并非實測所得。雍正《廣東通志》重修再版,只留下了《羅浮山圖》,刪去其余,此外增加了《海防圖》《梅嶺圖》《澳門圖》《虎門圖》。其特點是板片制作精美異常,如《海防圖》因仍明代《籌海圖編》繪制,而重繪之后,山石飾以褶皺皴法,水波紋則纖如毫發,精致美觀;《羅浮山圖》依舊沿襲萬歷《廣東通志》》,不過添加了山水煙樹,成圖優美,儼然一幅畫卷。但兩次省志的重修都還未有提及“八景”一類的稱呼。

八景的分類據說源自宋代的瀟湘八景,歷代文人皆效仿其事,分出諸如“西湖十景”“燕京八景”等。明永樂間,京師名士更有唱和燕山八景之作,此后“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畝之園,以及琳宮梵宇,靡不有八景詩矣”。然而方志八景之圖,又在八景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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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雍正廣東通志 海防圖

清代八景圖詩在乾隆朝開始風行,與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御定燕山八景并各賦詩一首有關。御制詩后收錄在著名的考述京城名勝古跡的《日下舊聞考》一書,此書根據康熙年間朱彝尊《日下舊聞》增補而成,書內卷八收錄了歷代有關燕山八景的吟詠。此外,清代名臣張廷玉兒子張若澄更繪有《燕山八景圖》,得到乾隆皇帝親自題詩。自皇帝御定八景、先后題詩,引來天下紛紛效仿,由此各省方志亦開始出現八景圖。

乾隆、嘉慶年間,順德人仇巨川著成出版的《羊城古鈔》便在卷首輿圖考訂出歷代“羊城八景”,并在其后刊載了《八景圖》,包括粵秀連峰、琶洲砥柱、五仙霞洞、孤兀禺山、鎮海層樓、浮丘丹井、西樵云瀑、東海魚珠。《八景圖》以意象化的山水形式展現景觀,其繪制之精美,堪與雍正《廣東通志》的輿圖媲美。緊接著八景圖后,錄有《西樵山圖說》亦同樣用山水之法繪出西樵諸峰以及附近古跡村落。同此形式的志書還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初刻,道光十三年(1833)刊補的《西樵游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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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羊城古鈔 羊城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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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西樵游覽記 西樵全圖

直到道光年間,八景圖及山水畫法的地圖仍舊流行。道光五年(1825)的《高明縣志》即相較舊志增加了《八景圖》。道光十一年(1831)的《佛山忠義鄉志》亦增加了《佛山八景全圖》。

道光之后,隨著地圖精度又被重新強調,八景圖等一類名勝圖逐漸被視之為文人點綴,無關政要,甚者斥為“陋習”,大多遭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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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高明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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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佛山忠義鄉志 卷首 八景圖

3 鄉族譜圖

除了地方志,清代以來民間修撰的族譜也開始注重地圖的運用。一些大姓的族譜往往附有鄉圖、墓圖、祠圖以供子孫參考,方便他們祭祀先祖,了解本族所掌握的山地情況。傳統方志利用羅盤分廿四向,然后根據方位,按道里路程遠近安排地理信息的繪圖方式,因方法簡便,所以也在民間廣泛使用。如今我們可以從鄉村族姓編纂譜牒找到當時人們繪制和使用地圖的痕跡,同樣地,這些地圖也難能可貴地保留了許多文字無法替代的地理信息。然而族譜中的地圖不只是簡單地提供道路里程,往往會摻雜了許多風水堪輿術語和見解,無論鄉圖還是墓圖普遍側重于山脈水勢走向,因為這些內容被認為是有關宗族興衰所在。族譜內的地圖也大多呈圓形之狀,可見也是利用羅盤分坐向繪制。

雍正年間出版的《老氏家譜》。該圖記錄了當時南海沙頭老氏宗族所居村落的附近情況,圖前附有《紀村圖形勝》,用了大量堪輿術語描述圖中信息,寫到:

吾鄉發秀,起自樵西,其來龍係屬**,水隨旋繞,下關有兩龍為之擁護,前有大同、蜆岡圓秀為祿馬,外重有大雁山尖峰為文筆,左右有古勞、九江、甘竹眾山為朝拱。原祖居癸丁子午向。新遷田屋甲庚寅申向,俱坐祿帶祿。凡我子若孫,當發憤有為,翩翩鵲起,庶無忘祖宗締造之艱,則在天之靈,亦可以少慰矣。

圖中可見當時村落分布及廟壇、墟市、津梁所在位置,信息量十分豐富,使我們能從中看到清代早期老氏定居村落分布格局,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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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老氏家譜 鄉圖

整體而言,輿圖呈圓形,山川房屋會依據不同方向傾斜,使觀圖者看到一片東倒西歪的圖像。實際上,地圖繪制的視角并不是方便觀圖者閱讀的單一視角,而是從繪圖者的視角繪制的。我們大概可以這樣想象,繪圖者很可能是一位地師,他手執羅盤,以某一點為中心,向村莊以及遠景進行全局式的觀望。我們也可以想像自己同處于地圖中心,朝西邊遙望,西邊的房屋則恰好是與我們迎面相對,就不會出現東倒西歪的情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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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老氏家譜 墓圖

墓圖在歷代的各姓族譜中更是大量出現。盡管各譜繪圖形式不一,但所依據的方式都大抵相同。墓圖大多以墳塋為中心,繪制重點是身旁的“來龍去脈”,所謂“來龍”,在堪輿中一般指代山形地勢。當時人相信山脈水勢走向關乎祖先百年安寢,而一塊風水寶地,又能福蔭子孫,故選擇陰宅一事對于一個宗族來說往往極為重要。不少族譜都會提到延請“地師”前往各處山頭相地,而**一塊陰宅往往連帶附近墳山,一整塊墳山連墓葬都有具體的命名稱呼。《水藤鄧永錫堂族譜》中《越南公墓圖記》即如此描述該墓情況:

越南公墓,土名烏猿飲澗,來龍長遠,姑不細述。將近結穴處,數十峰巒,一路護送而來,特起一巨石,方圓數十丈,后高前低,形如烏猿俯身,左右兩山夾峙,穴前一水橫過,只有數尺之土,可以納棺,餘外四圍俱石,重重案山特朝,的系干龍天結。廣東十六鄧,至今人丁大旺者,皆此山發祥所自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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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水藤鄧永錫堂族譜 越南公墓圖記

墓圖一般呈圓形之狀,圖后附有文字,記錄墳山位置、名稱、墳塋坐向等等信息,可以想見,此類地圖大多由地師或懂得堪輿技術之人依據羅盤測繪而后繪制成圖。

族譜地圖比起方志地圖更具有實用功能。老氏族譜記載到鄉圖、墓圖的繪制能方便子孫在翻閱譜牒之時便能瞻仰祖先藏軀之地,從而激發起孝思之情。如《南海丹桂方譜·先塋圖列》卷首寫道:

譜牒以世紀支派為先,而祖塋尤為發祥根本,祖宗體魄藏焉。吾族自宗元公宦粵開創嶺東子孫,星居各土,因薦罹板蕩,先世墳塋間有湮沒無稽念之能不愴然,爰照莆譜例,將各祖兆域圖其山水形勢列于譜首,俾子孫歲時瞻對,春露秋霜而思祖宗之在草木,使人知其身之所從出,而孝思之念生焉。即世代推移,陵谷遷變,按圖知向,而石麟馬鬣,不致淪于荒煙蔓草間矣。

此外,墓圖也是對各族姓產業的記錄,如上所述,**一塊風水寶地除了藏棺之地,還包括附近墳山之地才算完整。由于墳塋處于僻遠之地,一有疏忽,便容易遭到鳩占,作種植曬谷之用,甚者風水寶地極易為他姓偷葬,從而截斷了陰宅的龍脈,所以墓地在**之后,所有者會在山界立有界石、界墻,鑿寫某氏界石以為示諭。與此相配合,將墓地情形繪制成圖,作為檔案收入族譜,以作為日后的證據。最后是為子孫祭祀提供方便,不少族譜的墓圖會在旁加注謁祭往返的路程。

未完待續

來源:《經緯鄉邦——佛山歷史地圖選集》廣東旅游出版社,2019年,原文章名《佛山古地圖中的**測繪觀念史》

作者:呂子遠

選稿:戴方晨

編輯:楊肖翠

校對:何涵

審訂: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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