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神神櫻處(原神神櫻大祓最后一個)

原友們好啊，今天小編給大家分享原神這款游戲的攻略如原神陣容如何搭配、原神深淵怎么過、原神地圖搜集攻略、原神抽卡建議等原神攻略

大家好，感謝邀請，今天來為大家分享一下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qū)別(電腦原神官網(wǎng))的問題，以及和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qū)別(電腦原神官網(wǎng))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還不太明白的話，也沒有關(guān)系，因為接下來將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解決大家的問題，下面就開始吧！

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qū)別

眾所周知，原神共有兩種方式常見的方式打開游戲，第一種是手機，拿起手機就能玩，第二種是電腦，適合高手玩家。雖然是一款手游，但是漸漸的變成端游，讓很多玩家不理解。

為什么越來越多人喜歡用電腦玩游戲？接下來對比看看，哪個更有優(yōu)勢？

一、電腦畫質(zhì)更強

玩游戲最看重是畫質(zhì)，因為用電腦玩畫質(zhì)可以開啟高清畫質(zhì)，細節(jié)直接拉滿。無論是怪物形態(tài)，還是技能**都非常的炫酷，完全不是手機能比的。

大多數(shù)玩家用手機玩，都會把畫質(zhì)調(diào)為中等或者更低，因為這樣才能更流暢。如果畫質(zhì)、幀率調(diào)得過高手機會發(fā)熱，卡頓問題嚴重。

而電腦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xiàn)，所以很多玩家更愿意用電腦玩。

二、做任務(wù)更加便捷

原神還是手游為主，因此手機用戶才是核心。只要拿起手機就能隨時隨地打開游戲，即使是在地鐵上或者郊外都能玩。而pc端就沒這個優(yōu)勢只能在固定地點才能玩，非常的麻煩。對于喜歡躺床的玩家來說，手機才是不二之選。

除此之外做任務(wù)也很方便，輕輕點擊就能完成任務(wù)，不需要像電腦那樣來回移動。

手機的優(yōu)勢比較適合近戰(zhàn)，比如單手劍角色、雙手劍角色等**作起來沒有難度。唯一的不足就是弓箭角色比較難**作，因為需要瞄準，很多時候沒有足夠的耐心，從而丟失傷害。

pc端就沒有這個煩惱，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快速切換角色，使用鼠標和鍵盤控制弓箭方向，最大力度保證傷害拉滿。

三、電腦**作更便捷

如果使用甘雨這類弓箭角色，PC端的優(yōu)勢很大，這是手機無法比較的，以及大世界跑圖pc端也很方便。看到很多主播或者大佬玩家都喜歡用電腦跑圖，**作更加得心應(yīng)手，敲擊鍵盤的聲音更加有打擊感，而不是對著屏幕用手戳。

小結(jié)：電腦畫質(zhì)高，打擊感強。手機做任務(wù)方便，適合體驗劇情玩家。

四、萌新與大佬區(qū)別

關(guān)于第三的小編綜合認為還是從本質(zhì)問題說起，如果你是一個萌新，那么選擇用手機玩肯定是對的，因為前期都是做任務(wù)為主，用手機基本已經(jīng)足夠。

如果你是一個成熟的老玩家，擁有一年以上經(jīng)驗，用電腦玩是最好的，這樣才能打出更高的傷害，因為達到后期基本上就是打深淵或者刷BOSS，任務(wù)很少碰了。 #原神米游社#

小編綜合認為：新手比較適合用手機玩，高手追求極致傷害用電腦玩。當然，手機和電腦都可以玩完全不沖突，小伙伴們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即可，沒必要和別人攀比，即使用手機也能打出爆炸傷害。

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qū)別

用手機、PC和云原神玩原神，畫質(zhì)大不同。

一念神魔。

最近有不少玩家拿魚群做比較，探討各自游戲的畫質(zhì)。手機、PC和云原神的畫質(zhì)有很大差別，但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那么，這幾個游戲的畫質(zhì)有多大差別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使用的是一加Ace2和華碩天選3，這兩款設(shè)備都能輕松地拉滿原神的畫質(zhì)。接下來，我們將以全最高畫質(zhì)的原神七為例，對比手機、PC和云原神的畫質(zhì)。

第一是手機端的原神畫質(zhì)，可以看到魚群已經(jīng)禿了，看起來有點可惜。然后是手機端的云原神，魚群不再禿頂，畫質(zhì)得到了大幅提升，看起來更加美麗。除了風景美，角色也很漂亮，如果不抽新角色，那該怎么辦呢？朋友們可以了解一下原神4.0的激勵計劃，門檻低、獎勵高，全平臺都能參與，趕緊去試試吧。

除了風景美，角色也很漂亮，如果不抽新角色，那該怎么辦呢？朋友們可以了解一下原神4.0的激勵計劃，門檻低、獎勵高，全平臺都能參與，趕緊去試試吧。

雖然手機端的云原神的畫質(zhì)已經(jīng)非常出色了，但當我拿出PC端的云原神時，又該如何應(yīng)對呢？可以看到PC端的云原神畫質(zhì)更加清晰，細節(jié)更加細膩。雖然與手機端的云原神差距不大，但接下來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先生們女士們，看完這個對比，你們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接下來是第三的壓軸——PC端的原神，畫質(zhì)再次得到全面提升，畫面更加清晰，光效也更加出色。同樣是PC端的效果，為什么差距這么大呢？其實原因很簡單，云原神的最高畫質(zhì)雖然叫做超高清，但分辨率似乎被限制在1080P和1.0的渲染精度上。而PC端的原神可以達到1.5的渲染精度，分辨率可以開到2K甚至4K，支持n卡濾鏡。這些功能云原神都不支持，所以差距才會這么大。

第三，給大家小編綜合認為一下。就畫質(zhì)而言，PC原神>PC云-原神>手機-云原神>手機原神。雖然手機端的云原神表現(xiàn)非常出色，但在PC端，云原神的表現(xiàn)就不如人意了。畢竟好的顯示器和顯卡價格都不便宜。

雖然價格不便宜，但畫質(zhì)真的很棒。

好了，文章到此結(jié)束，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大家好，如果您還對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不太了解，沒有關(guān)系，今天就由本站為大家分享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的知識，包括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的問題都會給大家分析到，還望可以解決大家的問題，下面我們就開始吧！

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

我四命啊晴終于能拉出來溜溜了！

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

《原神》本子有多香？二創(chuàng)大佬已殺瘋，巴巴脫絲快別脫了！

各位旅行者，大家好啊。

再來給大家更一篇吧~

就拿上述的標題來講，二創(chuàng)大佬我們都知道，不管是不是跟米忽悠一起合作，還是個人創(chuàng)作者自己創(chuàng)作，小編綜合認為我們都可以知道《原神》這款游戲有多么的火熱。

那么問題來了，《原神》本子到底有多香？

先說巴巴托斯吧，畢竟那可是我們親愛的巴巴脫絲大人，誰不愛？【滑稽保命】

鵝鵝鵝……

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巴巴托斯是女孩子……

呸，男孩子，巴巴托斯是男孩子，這點我們一定要知道！

但現(xiàn)在都2022年了，依然有玩家認為巴巴托斯是女孩子，而巴巴托斯的配音還是喵醬，人家是實打?qū)嵉呐⒆樱?/p>

平時不玩《原神》的玩家，給他一張溫迪的照片，第一眼絕對會認錯。

也就是這樣的“妹子”，在一些二創(chuàng)大佬眼中真就成為了妹子。

所以對于這樣的巴巴托斯，真不相信大家不心動。

除了巴巴托斯外，對于其它角色也是一樣的。

“早柚”大家知道吧？

就問你到底刑不刑！

跟著節(jié)奏來，我說妹子，你說刑。

妹子？

玩家：刑？

行個屁！

PS：不會真的有人想開早柚的車吧？

開玩笑，小白會讓大家得逞。笑**，根本不可能。

玩歸玩，鬧歸鬧，正經(jīng)圖還是會給大家放的。

看看上述圖片，簡直就是lsp狂喜有木有！

從位于圖片的主C刻晴開始，背后的凝光、芭芭拉、北斗、安柏、琴、麗莎都有出現(xiàn)。

這場面，嘖嘖嘖，估計也就在畫師筆下看過。你敢弄成動漫？

開玩笑，分分鐘就被禁了。

所以我們喜歡的到底是其中的妹子，還是被人家的劇情所吸引？

胡桃、甘雨、刻晴，以及八重……

似乎這樣的角色出現(xiàn)在提瓦特大陸也不是不行，所以問題來了，我們到底喜歡什么，難道我們真就是顏狗？

除此之外，還有玩家表示你那個算什么，我這張圖片才是真的牛！

空跟熒明明是兄妹二人，結(jié)果在你筆下成為了悠和穹？屬實炒蛋！你問為什么，兄弟啊，動畫看的還是有點少。

哈哈，不跟大家開玩笑了，其實對于眾多角色換上不同的服裝，我們都很喜歡。但我們真就是顏狗嘛？

其實不是的，我們只是喜歡她們罷了，只是想給她們一個溫暖的家！【滑稽保命】

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

精選AI，不容錯過哦[可愛]

關(guān)于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的介紹到此結(jié)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家好，今天小編來為大家解答吉光片裘原神(吉光片裘出處)這個問題，吉光片裘原神(吉光片裘出處)很多人還不知道，現(xiàn)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吉光片裘原神

感謝劉成國老師賜稿

原文載《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

2021年第1期

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新出墓志與宋代文學(xué)研究的拓展

——以王安石為核心的考察

摘要：在行實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學(xué)家生平中一些遺失、湮沒的環(huán)節(jié)。對于文學(xué)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還有涉及到的重大文學(xué)史實，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確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現(xiàn)，糾正文集、族譜中的諸多訛誤，推進家族文學(xué)研究。它為更加全面、客觀了解北宋后期**爭、政治史提供了寶貴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敗寇的勝利者書寫，深化**爭與文學(xué)的研究視域。它為墓志的書寫研究提供了珍貴個案，有助于走出證史、訂史的傳統(tǒng)金石學(xué)藩籬，走向歷史詮釋。對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須注意辨?zhèn)渭拔捏w特質(zhì)。

關(guān)鍵詞：新出墓志；宋代文學(xué)；王安石；家族；**爭

2000年9月，**宋代文學(xué)學(xué)會成立，復(fù)旦大學(xué)王水照教授任會長，并召開了首屆宋代文學(xué)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之后，宋代文學(xué)研究迅速走出20世紀**十年代比較寂寥的狀況。無論是基礎(chǔ)文獻的整理與編纂，還是視野的拓展、方法的探索、跨學(xué)科的整合等，宋代文學(xué)研究“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發(fā)展”[1]，出現(xiàn)了王水照教授所謂“五朵金花”的盛況：“就宋代文學(xué)研究而言，文學(xué)與制度、文學(xué)與**爭、文學(xué)與科舉、文學(xué)與地域、文學(xué)與家族，這五個方面取得的成果更為突出，或可稱之為‘五朵金花’。”[2]只是最近數(shù)年，這種高速發(fā)展的趨向未能延續(xù)，宋代文學(xué)研究“似乎又到了一個徘徊不前和積蓄準備的‘瓶頸’階段”。[3]具體而言：文獻方面，一些總集的編纂比較粗糙，留下若干補遺空間，很多別集的整理也不盡如人意；在大數(shù)據(jù)技術(shù)條件下，對作家、作品的實證研究，顯得遠遠不夠；文學(xué)史的常規(guī)研究方面，套路化、格式化的傾向比較明顯；所謂跨學(xué)科研究，對所跨學(xué)科其實只是一知半解，往往將另一學(xué)科的一些常識甚至過時的、錯誤的知識，和文學(xué)分析機械匹配，宛如兩張皮套在一起。這種“瓶頸”，是學(xué)科發(fā)展到某階段后必然會面臨的一種現(xiàn)象。至于如何突破“瓶頸”，其實也不過是老生常談：一是回到文獻，重新整頓、夯實宋代文學(xué)的文獻基礎(chǔ)；二是引進的新研究理念與方法。以下本文擬以王安石為核心，從六個方面論述新文獻——出土墓志與宋代文學(xué)研究新空間的拓展[4]。

一、作家行實與重要作品

宋代文學(xué)家通常是兼具文人、官員、學(xué)者等多重身份的社會精英。他們的生平事跡，往往見于《宋史》中的人物列傳及《儒林傳》《文苑傳》；又或者作為鄉(xiāng)賢、名宦、高士，其佚聞趣事、政績文章略載于各地方志、筆記**中。但由于國史、實錄、地方志、筆記等著述的體例與編撰意圖所限，以上文獻不會詳盡無遺地記載他們所有的行實事跡，而是有所選擇、有所去取。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彌補各類史傳的不足，重建文學(xué)家生平中一些遺失、湮沒的環(huán)節(jié)。

例如，關(guān)于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xué)家王安石，相關(guān)研究已連篇累牘。一般認為，其生平中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已相當清楚。其實不然。王安石的事跡，主要見于《東都事略》卷七十九《王安石傳》、《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十四《王荊**石傳實錄》、《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以及《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熙寧三年四月至熙寧九年十月間（1070-1076）的記事。以上史料來源大半可追溯至元祐舊**，頗有誣枉；且其中所載，重點是熙寧變法間王安石的日常政務(wù)活動。至于王安石自慶歷二年（1042）進士高第后歷任地方州縣的行實、交游、治績等，相關(guān)記載極為闕乏，導(dǎo)致對他早期文學(xué)作品的研究，缺乏詳實的背景支撐。新出《宋故汪君莊氏墓志銘》提供了他知鄞縣任上移風易俗、推行土葬的舉措：

其后一日，元吉告其子弟曰：“予以明之為俗，狃于無教，其親**，則舉而委之于火，故予父母者皆不克葬，此予所以抱無涯之恨也。及王**石之為鄞，其民稍稍知送**之禮。”[5]

墓主之子，是明州司法吏汪元吉。仁宗皇祐二年（1050）春，王安石離任鄞縣，曾向兩浙轉(zhuǎn)運使孫甫推薦汪：“為吏亷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6]明州瀕海，北宋時火葬流行，有違儒家葬儀。據(jù)汪元吉所言，自王安石知鄞，鄞民始知送**之禮。這稍可彌補《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記載之簡略，更完整地呈現(xiàn)出王安石知鄞的政績。同時，墓志所載也即他的散文名篇《閔習(xí)》的寫作背景：

父母**，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xí)之久也，則至于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7]

二者相互印證，體現(xiàn)出北宋慶歷時期深受儒學(xué)復(fù)興**影響的士大夫以先王之道為鵠的，在地方上移風易俗、推行儒家教化文明的努力。

鄞縣任滿后，王安石辭試館職，于皇祐三年（1051）九月通判舒州。這一期間的經(jīng)歷，《宋史》《東都事略》等史傳均付諸闕如。呂南公《故袁州李君墓志銘》記載了王安石在舒州“躬尚儉素，僚佐皆強效之”的生活作風，這與宋代筆記中所載他諸多簡樸礪行的佚事相符。更可貴的是，這篇墓志從側(cè)面反映出王安石倅舒時的救災(zāi)之政：

舒大饑，日開常平倉，饑民競糴相軋，有老嫗踣**，眾躪其尸脫面皮。州聞之怒，議劾倉官不能約勒。君請見曰：“按皮生而脫，則既**必攣縮。今嫗皮柔伸引覆無缺然，則嫗饑**而尸仆，眾不知其見躪，非躪而**之也。”介甫曰：“司理說是。”州怒乃息。[8]

墓主李冕于皇祐年間曾任舒州司理參軍，為王安石下屬。墓志所述，固然是為了凸顯李冕直言敢諫的品格，但若與王安石《與孟逸秘校書四》相互參閱，便可見吉光片羽之可珍：

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為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fā)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shù)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fā)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余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9]

書中督促孟逸設(shè)法隱括富室之藏，裁價予民，以救饑荒，體現(xiàn)了王安石“損有余以補不足”的救災(zāi)思想。根據(jù)《故袁州李君墓志銘》提供的珍貴線索，便可復(fù)原出當時舒州大饑，王安石作為通判輔助知州開倉賑饑的歷史場景。這不僅填補了王安石生平中被湮沒的一段重要史實，彌補了《宋史》等史傳之闕，而且對于理解他政治思想的發(fā)展，具有重要價值。

對于一些宋代文學(xué)家生平中的疑難問題，新出墓志可以提供一錘定音的鐵證，使之定讞。比如王安國卒年。王安國與其兄安石、弟安禮并稱“臨川三王”，是北宋著名詩人，也是引發(fā)新**內(nèi)訌的一個重要角色。據(jù)王安石撰《王平甫墓志》載，王安國卒于熙寧七年（1074）八月十七日：“官止于大理寺丞，年止于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鐘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10]但《長編》卷二百七十七熙寧九年（1076）七月己卯載：“復(fù)放歸田里人王安國為大理寺丞、江寧府監(jiān)當。命下而安國病**矣。”[11]據(jù)此，則王安國當卒于熙寧九年（1076）七月二十五日以后。就史料的來源、價值而言，《王平甫墓志》和《長編》都頗具權(quán)威性，而兩說抵牾如此，導(dǎo)致學(xué)界莫衷一是。2007年，洛陽新出土王安國撰《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志銘》。墓主張庚，卒于皇祐元年（1049）六月十七日，“旅殯于和州”。此后，其子張云卿于“熙寧八年四月乙酉，葬君于河南府河南縣杜澤原，而云卿謀所以顯親于不泯者，乃來京師乞余銘。”[12]據(jù)此，則《王平甫墓志銘》所載王安國卒于“熙寧七年”必誤。再輔以王安石《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曾鞏《祭王平甫文》等其他史料，可推斷王安國卒于熙寧十年（1077）八月十七日，墓志中“七”當為“十”之訛[13]。

對于宋代文學(xué)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還有涉及的重大文學(xué)史實，新出墓志的價值堪稱獨一無二。例如，北宋中期，正當韓愈名聲如日中天時，突然出現(xiàn)了一部《韓退之別傳》，以對話體裁記載韓愈被貶潮州后見到大顛和尚，被其禪理機鋒折服，一改辟佛之志，轉(zhuǎn)尊佛理。此書與當時流行的尊韓反佛**相悖，引起極大反響，南宋以后風靡禪林。但書的作者及背景，時人不甚了了，或以為好事者無聊之舉：“所示《退之別傳》，且欲質(zhì)之某，某何人敢當此耶？然反復(fù)觀《別傳》，誠非退之語也，好事者為之耳。”[14]與之相關(guān)的是歐陽修所作跋語的真?zhèn)危约巴砟陮Ψ鸾痰膽B(tài)度問題。朱熹曾引諸家之說予以考辨，也未能確證：

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辯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fù)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jīng)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fù)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15]

今南京新出土龔原撰《宋故朝奉大夫京西路計度轉(zhuǎn)運副使兼勸農(nóng)使護軍賜緋魚袋借紫徐君墓志銘》曰：

君姓徐氏，諱君平，字安道。其先著籍潤州金壇，自高大父仕南唐，始徙金陵，故今為上元人……嘗作《韓退之別傳》，王文公尤稱之。[16]

據(jù)此，則引起后世紛紜聚訟的《韓退之別傳》，即徐君平所撰。徐君平，字安道，王安石高足[17]。北宋后期，因徽宗兩度下詔禁中外士人不許以“君”、“天”等為名，故“君”缺筆為“尹”[18]，文獻中或作徐尹平、徐安道等等不一。徐君平撰此《別傳》，是為了響應(yīng)王安石對韓愈的批評。

至于署名歐陽修的《書韓文公別傳后》，一向被視為他改變斥佛態(tài)度的關(guān)鍵材料：

要之，答退之之書，其文俚，而《別傳》則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莫能為也……噫！浮屠之說流于今而愈盛者，豈其道誠不可改而天卒相與之耶？吾所不能測也。廬陵歐陽修題。[19]

文曰“予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視者”，則慶歷五年至八年（1045—1048）歐陽修被貶滁州期間，已經(jīng)得見《別傳》。然據(jù)《徐君墓志銘》所載“元符二年正月庚午，卒于太原府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徐君平應(yīng)當生于慶歷二年（1042），慶歷五年時年僅三歲，絕無可能撰寫《別傳》。由此可知，《書韓文公別傳后》必為偽托之作[20]。兩宋之際，甚至還有僧人撰寫《歐陽修別傳》，編造歐陽修被居訥和尚折服，心向佛教。其機杼手法，與《韓退之別傳》全同，當是模仿之作。二者都是佛**或一些服膺佛教的儒家士人，對北宋中期古文家排斥佛教的反擊。

二 家族、**爭與文學(xué)

受宋史界家族研究的影響，“家族與文學(xué)”一度成為宋代文學(xué)研究中的熱點，名列“五朵金花”之一。近些年來，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逐漸出現(xiàn)盛況難繼的趨向。很多論著局囿于對家族成員作品的簡單羅列、評價，未能深入把握家族文學(xué)寫作的深層機制和細微脈絡(luò)，再兼以研究理念落后、問題意識缺乏、研究模式單一，最終導(dǎo)致家族文學(xué)研究僅僅止于家族個案數(shù)量的增加，而缺少實質(zhì)性的突破。通常而言，完整的家族文學(xué)研究應(yīng)該包含五個要素，其中之一是相對完整的家族譜系及家族文獻梳理。在這方面，新出墓志對未來研究的拓展推進之功不容低估。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現(xiàn)，糾正文集、族譜中的諸多訛誤，甚至由此超越考證，走向深刻的歷史文化闡釋。

仍以王安石為例。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臨川王氏家族，崛起于宋真宗朝，而輝煌于北宋后期。其家族世系情況，略見于曾鞏《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志銘》、王安石《先大夫述》《王平甫墓志》《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志銘》，以及《臨川三公王氏宗譜》等族譜[21]。根據(jù)這些文獻，王安石的曾祖王明，不仕，祖父王用之。《王平甫墓志》載：“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22]各種臨川王氏族譜皆同。但據(jù)2009年10月南京將軍山南麓新出土王安石父親**墓志銘，則“王明”當為“王德明”：“祖諱德明，贈職方員外郎。考諱□□□尉寺丞。母謝氏，永安縣太君。”[23]文集所載固誤，各類族譜、宗譜也不足據(jù)。又如王安石有二子，王雱（字元澤）和王旁。由于雱、旁形近音似，而王雱曾積極參預(yù)熙寧變法中，各種宋人筆記出于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場，經(jīng)常有意無意將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旁的事跡，移花接木到才華橫溢的王雱身上，最終竟然導(dǎo)致王旁一系湮沒無聞。然而南宋晁公遡《王少卿墓志銘》明確記載：

公諱玨，字德全，姓王氏……嗣子宜之錄其行事以告于某，使銘其墓碑。某因得盡觀公平生所為，而后益知公之于文公，猶蘇氏之有威也，文公之名乃益暴白。嗚呼！可謂孝矣。文公諱安石，守司空、贈太師。大父諱旁（滂），奉議郎、祕書省正字。父諱桐，承事郎、直龍圖閣，累贈特進。[24]

墓主王玨字少卿，王旁之孫，王安石曾孫，高宗紹興年間曾于杭州刊刻《臨川先生文集》。此篇墓志，完整地記載了王安石——王旁——王桐——王玨——王宜之的五代譜系，與《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所載王氏家族譜系完全吻合，可以糾正宋代文獻中關(guān)于王雱的全部錯誤記述。同時，也可以此覈驗江西撫州地區(qū)各種王氏族譜、宗譜所載之真?zhèn)巍Ａ硗猓瑩?jù)王安禮曾孫、南宋著名學(xué)者王厚之的墓碣、墓志，可復(fù)原出王安禮一枝的五代譜系：王安禮——王防——王榕——王瑊——王厚之[25]。由此，臨川王氏家族在兩宋間的傳承、浮沉，基本可以得到完整復(fù)原，從而將相關(guān)研究推進一步。

王安石門生王迥家族墓志的面世，也引人注目。王迥屬于北宋臨城王氏，祖父王鬷，字小編綜合認為，仁宗朝曾任參知政事，《宋史》卷二百九十一有傳。《宋故贈戶部尚書謚忠穆太原王公墓銘》詳細記載了王鬷的家族世系、生平政事等[26]，可補史傳之闕。王迥字子高，后改名蘧，字子開。他曾受學(xué)于王安石，熙寧初積極參預(yù)農(nóng)田水利、免役諸法的制定。據(jù)說他早年曾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北宋中期流傳甚廣，時人胡微之撰《王子高傳》記之。此即著名雜劇《王子高六么》故事之所本。此事?lián)渌访噪x，真相不明，成為**古代戲劇的傳統(tǒng)題材，而王子高之名也隨戲劇形式的演變流傳后世。《宋故中奉大夫太原王公墓銘》的面世，為了解這位男主角的傳奇一生，提供了詳盡的第一手資料；也為研究北宋中期傳奇的寫作、傳播生態(tài)，提出了若干有趣的疑問。比如王迥改名，或以為由于遇仙事：“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后以傳其詞遍國中，于是改名蘧，易字子開。”[27]所改之名、字，出自蘇軾《芙蓉城》：“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28]而墓志則謂由于避諱：“公王氏，諱蘧，字子開，趙州臨城縣人。初諱迥，字子高，犯外祖名，奏易今諱。”[29]顯然，這是曲飾，曲折反映出北宋中后期士林對王蘧遇仙之事的評價，耐人尋味。蘇軾、王安石兩大文豪先后作詩，吟詠此事，而寓諷勸之意[30]。王蘧有兩弟：王適字子立，王遹字子敏。神宗元豐年間，他們兄弟三人與蘇軾、蘇轍交游密切，并結(jié)下姻親。王適娶蘇轍之女，其女后嫁蘇軾之孫蘇符。二蘇文集中，有多篇詩文涉及。王蘧家族墓志的出土，對于了解北宋后期眉山蘇氏家族的延續(xù)發(fā)展，很有幫助。

其他，如浙江紹興會稽博物館藏南宋著名詩人曾幾家族墓志，浙江武義明昭山出土南宋著名詩人呂本中家族墓志，2008 年河南洛陽出土富弼家族墓志，2010年河南安陽出土韓琦家族墓志，2009年陜西藍田縣出土呂大防家族墓志，以及范仲淹家族中范鈞、范埴、范純誠、范純粹母親張氏、范純禮妾馬氏等墓志，北宋晁氏家族中晁宗簡墓志、晁端仁夫人葉氏墓志、晁端義墓志、晁渙之墓志、晁臨之墓志（晁損之撰），秦觀家族中的秦詠及夫人墓志[31]，北宋俳諧詩人、參知政事石中立家族墓志，以上等等，都為宋代家族文學(xué)研究的深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對于了解宋代文學(xué)家的家族譜系、婚姻網(wǎng)絡(luò)、社會交往、文化傳承等，具有重大意義。

同是“五朵金花”之一，宋代**爭與文學(xué)研究也遇到持續(xù)發(fā)展的瓶頸。除了“前期成果頗為優(yōu)秀，要在短期內(nèi)有新突破、新開拓，后繼難為”[32]，以及研究理念方面未能及時跟進宋史學(xué)界近些年對**爭概念、研究模式的反省之外，最大的問題是**爭激化的哲宗、徽宗朝，文獻史料較之仁、英、神三朝遠為缺乏。特別是以王安石為首的新**文獻史料散佚嚴重，研究者往往感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新出墓志可從四個方面彌補這一缺陷。

第一，一些新出墓志可以完整地呈現(xiàn)出王安石的社會交游網(wǎng)絡(luò)，以及熙寧變法中一些**的細節(jié)。如王安石知鄞縣時，曾與樓郁、王致、杜醇、王說等地方士人書啟往還，討論縣政、縣學(xué)。此四人與楊適并稱“明州五先生”，后世謂明州文教之盛，肇始于此。他們仕宦不顯，生平事跡大都僅見于《四明志》等地方史乘。章國慶《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匯編》收舒亶撰《宋故明長史王公墓志銘》，詳細記述了王說“以其學(xué)教授鄉(xiāng)里三十余年”事跡，以及明州五先生之得名：“明有五先生，前則慈溪楊君適、杜君醇、王君致，其后則奉化樓君郁與先生其人也。”[33]《匯編》又收錄楊適撰《宋故國君墓志銘》[34]、樓郁撰《宋故夫人洪氏墓志銘》[35]，所收豐稷撰《宋故奉議郎陳公墓志銘并蓋》記載了王安石與明州望族陳誴兄弟的交游：“公諱誴，字深甫。陳氏為四明望族久矣……鄞人初未勸學(xué)，金紫帥先散金購書藏之家，延禮鄉(xiāng)先生、四方之士教諸子弟。時荊國王公治鄞，公昆季從焉，荊公甚器之。”[36]晁損之撰《宋故南陽晁敬道墓志銘》，墓主晁渙之，字敬道。“王荊公退居金陵，敬道往見之，荊公與論名理之學(xué)，敬道益自負。”[37]他的祖父晁仲參通判舒州時，曾鑿秋口浦樅陽渠，以避馬當山羅剎石之險。這是王安石通判舒州時“所欲興而不果”[38]的，故王安石撰《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銘》表而出之[39]。晁渙之的父親晁端仁，熙寧元年（1068）至江寧請王安石撰寫亡父墓志銘。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薦晁端仁出使京東路：“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荊公意也。”[40]這三篇墓志，比較連貫地記述了王安石與晁氏父子三代的交往，從中可略窺官員薦舉改官過程的人際潤滑因素。2009年，山東東營出土《宋故朝奉郎致仕李君墓志銘》。墓主李祈，唐功臣李勣后裔，嫻熟吏治。“熙寧間，方行新法，每以人才為難。而介甫相，因維瞻之奏，雅知公為能吏，將薦于朝，恐其遺忘，題姓名于屏上。會出守金陵，不果引用。”[41]這段記述，從側(cè)面表現(xiàn)出王安石在變法期間對人才的汲汲以求，可與元符間哲宗與曾布的對話相互印證：

上云：“安石誠近世人所未見。”余云：“此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于國事，寢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召用。誠近世所無也。”[42]

第二，若干新**墓志出土，為更加全面、客觀地了解北宋后期**爭、政治史提供了寶貴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敗寇的勝利者書寫。《長編》中哲宗、徽宗兩朝史事多有脫落，而《宋史》中為新**立傳偏少，且以貶斥為主；再兼以眾多新**文集、著述失傳，學(xué)界對北宋后期歷史的認知，所據(jù)文獻大都出自舊**之手，或經(jīng)舊**后裔的改寫。新出的一些新**墓志，撰者的政治傾向基本相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以上史料的不足及片面性。如新**成員張穆之、熊本、劉瑾、程鄰、程節(jié)、徐君平、徐鐸、楊畏等墓志，既提供了這些北宋后期重要政治人物的第一手文獻，又提供了另一種褒揚新法的敘事視角。其中固然不無溢美、夸飾，卻也與以批判新法基調(diào)的史料構(gòu)成了鮮明的對比，拓展了歷史認識的立體化。又如新**干將王孝先，曾歷任都水監(jiān)丞、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大理寺卿、都水使者等要職，《宋史》不予立傳。新出趙挺之撰《王公墓志銘》，則詳細記述了他一生的事跡。熙寧年間，王孝先任都水監(jiān)丞，于河中府創(chuàng)置官莊及淤田，卓有成效[43]。元豐三年（1080）春，王孝先因奉命推劾高遵裕借請結(jié)糴邊儲錢違法回易之事，“觀望不盡力”[44]，自提點永興軍路刑獄降知邠州。對此，《長編》卷三百二元豐三年（1080）二月壬寅條載：“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駕部員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上淤田營田司自熙寧七年至十年費錢十五萬五千四百余緡。”所費之錢，似乎表明孝先貶官是由于淤田司耗費太甚，而無實績。李燾注曰：“此事當考。不知淤田費用，與孝先知邠州有何關(guān)涉，今但依實錄附此。”[45]《王公墓志銘》則著重記述了王孝先淤田的功績，以及他除知邠州的原因：

時神考勵精庶政，相國王文公深求天下厲害，以水利事知公，公乃條河中府污谷及同、解地，按古跡可引諸水灌溉以為利。文公亟請于上，詔遣公領(lǐng)其事。逾年，變?yōu)a鹵地萬頃為良田。公又因請仿趙充國營田法，募民耕耘，以助關(guān)中饋餉，于今賴焉。再期，除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公事……然公所至率以寬平為治，時有它使者方急功利，陰害之，造為飛語以中公，就除知邠州。[46]

所謂“以寬平為治”，便是《長編》“觀望不盡力”的委婉之辭。《墓志》所載，既落實了王孝先降知邠州的原因，又彌補了《長編》對淤田政績的疏漏；同時，也映襯出《長編》在記述淤田時偏向舊**的立場。

第三，一些新出墓志涉及熙寧新法的具體實施，呈現(xiàn)出歷史過程中細致的肌理脈絡(luò)。如王慎言撰《姚府君墓志銘并序》，墓主姚奭：

丞相富公（弼）舉長諫諍侍叢之任。未幾，富公復(fù)秉大政，未及進用，授命提點梓州路刑罰公事……時青苗法初下州郡，民情恟恟，莫知攸濟。君乃言曰：“報國以忠，不以私徇。若遂不言，無乃欺君乎？言之獲罪，**且何避！”于是悉條利害以獻，章奏不絕。雖未能罷其事，一路聞之，無不多之。[47]

乍看來，這方墓志敘述了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施行情況，印證了《長編》、《宋史》等對青苗法弊端的記載。然而，墓主曾受三朝宰相富弼的推薦，而富弼熙寧四年（1071）因沮格青苗法致仕，震動朝野。墓志所述究竟是實錄，抑或是無意中透露出政爭中的派系行為，令人遐想不已。又如張?zhí)珜幾端喂世铍[君墓志銘》，呈現(xiàn)出熙寧年間免役法頒行過程中的朝野互動。墓主李誡，四川成都人，“平居慨然有致君澤民之意。嘗謂天下農(nóng)民困于徭役之不均……遂著《平徭芻錄》數(shù)千言，其法以量民之產(chǎn)隨賦均取，還以祿愿仕于公之人，以代農(nóng)役。書成，上府尹韓康公。康公大稱之，曰：‘某幸若執(zhí)政，必當行之。’”熙寧二年（1069），神宗下詔訪求役法利害，欲變差役之弊。李誡上《平徭書》及《指掌書》萬余言，翌年又上《均安辯議》：

其言蓋稽孔子所謂“均無貧，安無傾”以為之法，假立問答凡五十有五，終始條例，曲盡均役之利。又上《大道一致書》、《大中致用書》及奏議一十四篇，亦數(shù)萬言，大率以安民富國為本……及朝廷行免役新政，詔命有司參議立法。其士大夫得隱君緒余，緣飾以獻，由是進擢者不可勝計。[48]

韓康公即韓絳，嘉祐、治平間守成都[49]。神宗即位后，韓絳上奏，請求改革役法。據(jù)《墓志》所載，這是受到李誡上書的啟示。而熙寧初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募役法，也吸取了李誡的許多建議。墓志所言，或有溢美的成分，但至少從側(cè)面印證了免役法的出臺，絕非王安石等新**的率爾舉措，而是經(jīng)過了朝野上下、官民之間交流互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

第四，新**成員撰寫的墓志陸續(xù)出土，有助于全面了解這一群體的文學(xué)成就。明代胡應(yīng)麟曾指出：“宋世人才之盛，亡出慶歷、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50]其中以王安石為首的新**，不僅在政壇上盤根錯節(jié)縱橫捭闔，文學(xué)寫作方面也成就斐然。如新**魁首章惇、蔡京、蔡卞、呂惠卿等，皆堪稱文壇作手[51]。只可惜南宋以后，這一群體的文集大都散佚不傳，妨礙了我們對北宋后期文壇的整體認知。近些年來新出新**所撰墓志有：蔡京《宋宗室左班殿直妻范氏墓志銘》[52]、《宋宗室三班奉職（趙子薦）墓記》[53]、《宋宗室右監(jiān)門衛(wèi)大將軍男（趙不挾）墓記》[54]、《蘇氏夫人墓志》[55]；蔡卞《宋宗室右武衛(wèi)大將軍第二男三班奉職不矜墓志》[56]、《宋故左通直郎致仕劉君墓志銘》[57]；章惇《宋宗室右千牛衛(wèi)將軍士詩第四子墓記》[58]；安燾《宋彰德軍節(jié)度使北京留守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王公墓銘》[59]；舒亶《宋故丁氏夫人墓志銘》[60]、《宋故吳氏夫人墓志銘》[61]、《宋太醫(yī)李君墓志銘》[62]；楊畏《宋中散大夫致仕吳公墓志銘》[63]、《宋右領(lǐng)軍衛(wèi)將軍致仕騎都尉羅公墓志銘》[64]、《宋故右班殿直朱侯墓志銘》[65]；李清臣《宋故馮翊郡太君張氏墓志銘》[66]；蔣之奇《宋皇叔故燕王墓志銘》[67]；耿南仲《宋齊安郡君向氏墓銘》[68]等等。它們的出土，為全面研究北宋后期新**群體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也有助于《全宋文》等大型文獻總集的補遺工作。

三、書寫與辨?zhèn)?/p>

一直以來，學(xué)界對于墓志的研究通常集中在三個層面：史料考訂、墓志義例和文物鑒賞。后者姑且不論。史料考訂，主要是利用墓志中關(guān)于人物生平事跡、朝代制度、歷史事件的記載，來補充、糾正史傳中的相關(guān)記載，這是墓志研究的主流。墓志義例的研究以“金石三例”等著述為代表，通過搜集臚列各朝傳世及出土的墓志，來歸納其文體格式，為日常生活的墓志寫作提供模板。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受到“歷史書寫”潮流的影響，開始圍繞墓志的雙重作者——即撰者與請托者間的分歧互動，逐漸關(guān)注墓志的書寫問題[69]。它包括墓志的撰寫理念、心態(tài)、筆法等等，乃至墓志撰寫與政治文化、權(quán)力關(guān)系間的關(guān)聯(lián)，擺脫證史、訂史的傳統(tǒng)藩籬，走向歷史詮釋。新出宋代墓志，在這方面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

例如，慶歷七年（1047），王安石請求好友曾鞏為父親**撰寫墓志銘。于是曾鞏以王安石提供的《先大夫述》為基礎(chǔ)，撰成《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志銘》：“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來請銘，遂為之銘。”[70]但曾鞏刪改了《先大夫述》中對**為官影響力的一些稱頌，包括“判官灘”之名因**而來；**在知新淦縣后“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胡瑗將**韶州之政寫入《政范》等等。對此，王安石頗為不滿，又致書另一位摯友孫侔，請他別撰墓碣，欲立于墓門：

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與子固，亦可以忘形跡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于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71]

2009年10月南京江寧區(qū)將軍山南麓出土**墓志銘，曰：“安石以侔友，故來告□侔□銘。”[72]據(jù)此，王安石最終將曾鞏所撰棄而不用，另請孫侔重撰墓銘，刻石入土；曾鞏所撰，僅存于其文集。數(shù)年后，王安石應(yīng)邀為好友錢公輔母親撰寫墓志。喪家不滿墓志中未提及墓主之子中甲科、位通判等事項，來信協(xié)商，請求修改補充。王安石卻斷然拒絕[73]。這兩起事件，頗為生動地展示出宋代墓志撰寫中喪家與撰者間的沖突。它不宜僅僅視為王安石倔強執(zhí)拗的個性使然，而是與稍后歐陽修撰寫范仲淹神道碑、尹師魯墓志銘所引起的**一樣，反映出宋代墓志書寫過程中喪家與撰者爭奪墓志話語權(quán)的努力。喪家自然希望撰者完全按照己方提供的墓主行狀等材料撰寫墓志，憑借撰者的名望、地位，闡揚墓主的功績。撰者則希望擺脫程式化的書寫模式和諛墓的嫌疑，撰寫時凸顯出個人的獨特理念和構(gòu)思，賦予墓志作品以道德訓(xùn)誡等意味，提高墓志的文體地位：“向史傳靠攏，盡可能客觀真實地記載墓主生平，承擔起道德教化之功，而不宜僅僅停留在為墓主歌功頌德以及撫慰墓主家屬，為其代抒悲痛之情。”[74]王安石在拒絕錢公輔修改其母墓志時，固然堅持“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曾鞏又何嘗不然？

墓志的撰寫深受特定時代政治氛圍的影響。王安石去世時，正值元祐更化。他所建立的新法幾乎被全部廢除，新**重臣蔡確、章惇、呂惠卿等人也陸續(xù)遭到重貶。在這種情勢下，為王安石撰寫墓銘，無疑要冒極高的政治風險。在傳世文獻中，居然“找不到有關(guān)王安石行狀、墓志銘的任何蛛絲馬跡”，“只載有僅能證明其為王介甫墓的一段簡單文字的刻石”[75]。

無獨有偶，王安石的**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圣”，“傾危反覆， 周流不窮 ，雖儀、秦縱橫，無以尚之”，天下目為“楊三變”[76]。他政和四年（1114）下葬時，墓志僅題“宋故寶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楊畏子安之墓 政和甲午三月戊辰朔廿八日癸卯葬”而已，其他行實、履歷，居然一片空白。由此可見，北宋哲宗、徽宗朝的政治氛圍對于墓志撰寫之影響。宣和六年（1124），楊畏后妻王氏去世，其墓志銘赫然記載：

楊公自昔立朝，志在裕陵。會元祐更法，公為御史，明目張膽，推明國是，多所排擊，時論稱之。紹圣間，謀帥，自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守常山。其后進退逡巡，請宮祠居洛，垂二十年，處之裕如……政和癸巳，朝廷亟召，而遽以疾不幸矣，士論惜之。[77]

這種筆法，旁逸敘出，以插敘的方式，為墓主之夫楊畏一生的政治立場作出辯護。它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楊畏墓志的空白，反映了翻覆不定的新舊**爭與墓志書寫間的互動。

又如，三朝名臣富弼，熙寧初曾激烈抨擊新法。他去世后，神宗屬意韓維（字持國）撰寫墓志。韓縝（韓維之弟）“具聞此語，汗流浹背。于是亟遣介走報持國于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慎勿許之，不然，且獲罪。”[78]最終韓維撰寫的墓志，以近一半的篇幅敘述富弼使遼，卻極力淡化富弼在熙寧期間反對青苗法以及對各項新法的批評，僅曰：“趙濟言公于青苗法不行。除左仆射、判汝州。再上章，愿歸洛養(yǎng)疾。許之。”[79]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舊**執(zhí)政，盡廢新法，蘇軾撰富弼神道碑，則對以上內(nèi)容詳加敘述：

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愿請，愿請者皆貧民，后不可復(fù)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仆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fù)治郡，愿歸洛養(yǎng)疾。”許之。[80]

二者對勘，則墓志敘述中的凸顯、隱沒、詳略，一目了然。這種筆法，顯然是刻意為之，體現(xiàn)出**爭對墓志書寫的深度干涉。

第三，應(yīng)予注意的是，隨著新出墓志的日益增多，市面上宋代墓志的作偽也屢屢出現(xiàn)。研究者必須保持警惕，對新文獻史料的利用與辨?zhèn)未嬲妫瑧?yīng)當同步進行。例如對新出墓志或拓片的辨?zhèn)巍９P者近日所見《宋故前尚書祠部員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銘》拓片，墓主俞氏，錢忠彥之母，“其先家杭之臨安，世仕錢氏。”墓志署為：朝奉郎、□□□□□郎中、知商州軍州兼管內(nèi)勸農(nóng)、提點金場坑冶務(wù)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王安石撰并書[81]。此文不見于《文集》，《全宋文》等也未收錄。考王安石履歷，從未擔任過“知商州軍州”。據(jù)此結(jié)銜，“王安石”三字必為好事者挖改，以此牟利。又如，2013年江西東鄉(xiāng)縣某村民出示一方《吳氏女子墓志銘》，文曰：

臨川蔡氏婦，鄉(xiāng)邑吳氏女子，其父謂安石甥也。嫁蔡氏一年，以慶歷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得年二十，進士蔡稟，其夫也，無子。冬十一月丙午，葬于歸德鄉(xiāng)外舉西源。女子聰慧以和，內(nèi)外族皆愛之。嫁而事舅姑，無違。其卒也，其舅姑得訃，哭之悲，使其子王安石志其始。

墓志文詞粗糙，稱謂混亂，必是低劣偽刻[82]。

對于明代以后各類家譜、族譜中的墓志碑文，尤當慎之又慎。眾所周知，與史傳、別集等相比，家譜類資料在整體上的可信度最低。即便其中相對可靠的家族行狀、墓志銘，也往往充滿陷阱。例如，有學(xué)者曾引用《甘坑王氏九修族譜》載《臨川王文公國柱元勛之碑》考證王安石墓葬遷移之事，文曰：

推誠保德崇仁翼戴功臣、持節(jié)都督洪州諸軍、鎮(zhèn)南節(jié)度管內(nèi)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行特進檢校司空使、加封荊國公、食邑五千五百戶、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文王公以元年月日葬江寧府上元縣鐘山之原。弟安禮具狀來請銘，以作公碑……公諱安石，字介甫，以天禧三年己未生，有異質(zhì)，讀書過目成誦不忘。稍長，恥為俗儒，潛心經(jīng)術(shù)，務(wù)求圣人之道，群書博極，檢身藻行，無一毫聲色貨利之欲，卓然以道德匡濟為己任，而才力氣魄蓋一世。為文甚敏。[83]

此文當為明代以后偽撰。王安石生于真宗天禧五年（1021），而此碑曰“以天禧三年己未生”，蓋因《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曰：“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然“八”，實為“六”之訛。“讀書過目成誦不忘”，也是剽自《王安石傳》。“無一毫聲色貨利之欲”，則剽自南宋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84]。至于“推誠保德崇仁翼戴功臣、持節(jié)都督洪州諸軍、鎮(zhèn)南節(jié)度管內(nèi)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行特進檢校司空使、加封荊國公”等官銜，更是與王安石罷相后的官銜不合，略檢《長編》即可一目了然。作偽者當是瞅準王安石去世后沒有行狀、墓志、神道碑傳世的空隙，造作此碑，證明王安石墓葬于明代遷移江西。又如陳國仕《豐州集稿》卷十四收《宋朝散大夫授光祿卿知懷州軍兼管內(nèi)河堤勸農(nóng)使上騎都尉中都縣開國子爵食邑六百戶賜金紫袋呂公墓銘》。墓主呂璹，呂惠卿之父。撰者署作“朝散大夫兼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爵、食邑一千二百戶、護軍、賜金紫魚袋王安石。”志文曰：“方將有為，而君以熙寧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病起，遂告終于州宅，寢疾八日而終，時年六十四。”[85]據(jù)《墓銘》，呂璹卒于熙寧三年（1070）九月五日。然據(jù)《長編》卷二百十五熙寧三年九月戊子朔所載，呂惠卿九月一日因父喪去位：“惠卿是日以父喪去位。”李燾注曰：“《實錄》于八月十七日書：‘光祿卿呂璹卒。’而司馬《日記》乃于九月一日記惠卿遭父喪。蓋璹卒或在他處，恵卿九月一日始聞之也。”二者捍格。又《墓志》曰“長子惠卿，官至參知政事”，“惠卿等以熙寧四年葬公，墓在南安縣康安鄉(xiāng)禮順里之原。”然呂惠卿熙寧七年（1074）四月方除參知政事，此時王安石早已自參知政事（熙寧二年二月至熙寧三年十二月）任宰相數(shù)年，結(jié)銜豈會署作“參知政事”？此墓志當是偽作。

利用墓志史料，也可對族譜、地方志中的相關(guān)記載進行比勘，從而對后者的文獻來源、真實程度進行準確認識，激活其中的有用信息，去偽存真。上文所引南宋晁公溯《王少卿墓志銘》載王安石次子王旁的世系，與《至正金陵新志》所載若合符契，由此也可旁推其中對王安仁、王安國等王氏兄弟譜系的記載，也比較可靠。這是因為王安上的八世孫王云起一直居住在金陵，其侄王垕，“今居蔣山墳庵，集王氏家譜甚詳核”[86]。《新志》編者，獲見此譜，故對王氏世系的記載相對可信。又如新出《宋蔣戶曹墓記》載鄞人蔣浚明：

大禮，蒙恩補太廟廟郎。通曉法律，識者皆一時達人。薦試，名稍上，調(diào)主江寧府溧陽縣簿。在官稱廉能，令賴以治，先正舒王每愛其才。再選無為軍司戶，未赴，遂拂衣以歸。[87]

而《（光緒）奉化縣志》卷二十三載浚明：

游豐稷門。神宗時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言極剴切。上嘉納之。授溧陽主簿，辭弗就。后以稷薦除大理評事，遷尚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稷以其母老，力爭之，授無為軍司戶，遷建康戶曹。以壽終。累贈金紫光祿大夫。[88]

墓志撰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墓主下葬時。二者相比，墓志簡明扼要地敘述了蔣浚明的一生，對他任溧陽縣簿時的政績予以表彰，并點明任上受到前守王安石的賞識。而《奉化縣志》卻不僅在履歷上與墓志諸多不合，如謂蔣“辭弗就”溧陽縣主簿、因豐稷所薦除大理評事、遷金部員外郎等；而且將這種履歷變遷置于新舊**爭的敘事框架和情節(jié)結(jié)構(gòu)中，賦予了反抗新法的道德意義。這種敘事邏輯，明顯出于南宋以后否定批判王安石變法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篡改、偽造之跡甚明，恐不足信。

小 結(jié)

唐代新出墓志的研究，已經(jīng)非常繁榮，以至于不涉墓志，似乎從事唐代文學(xué)研究就不算預(yù)流。相形之下，宋代文學(xué)研究中對墓志的利用，顯得比較沉悶。這或許是由于宋代的傳世文獻相對齊全，各類總集、別集的整理成果比較豐碩，對于新出文獻的依賴性較低。不過，隨著研究群體的日漸擴大，研究選題的日益逼仄，以及大數(shù)據(jù)時代對研究者學(xué)術(shù)功底的要求與日俱增，新出墓志作為宋代最主要的新文獻載體之一，理應(yīng)會受到越來越多學(xué)人的重視，從而與域外漢籍一樣，有望成為未來研究中最具潛力的增長點。通過與紙質(zhì)文獻的互證，它可以激活支離瑣碎的史料片段，發(fā)現(xiàn)若干被湮沒的文學(xué)史細節(jié)，拼湊出更加完整的文學(xué)寫作場景。它可以引導(dǎo)研究者重新審視、深化、糾正一些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的定論，**新的議題產(chǎn)生，進而對宋代文學(xué)史的演進提供更精確的詮釋。

當然，作為一種日常應(yīng)用性文體，墓志始終要受到“隱惡揚善”的內(nèi)在本質(zhì)，以及格式化的書寫特點、人際交往的文體功能等制約。它并不是一種客觀中立的文本。它所承載的信息，只能是部分的真實。這一點也是毋庸諱言的，而在利用宋代新出墓志的過程中，應(yīng)予時時警省。

[1] 張劍：《新世紀宋代文學(xué)研究的走向與問題》，《文學(xué)遺產(chǎn)》2014年第2期。

[2] 《第七屆宋代文學(xu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前言》，2011年，未刊稿。

[3] 《第七屆宋代文學(xu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前言》。

[4] 關(guān)于宋代新出墓志的收錄情況，可見何新所：《宋代石刻文獻芻論》，載氏編《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輯錄·前言》（以下簡稱《輯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另，本文所引墓志中，有兩篇出自文集，屬于傳世文獻；因系筆者首次運用，姑且納入文中。

[5] 此墓志拓片尚未公布，承浙江省考古所鄭嘉勵先生惠賜，謹此致謝！

[6]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六（以下簡稱《文集》）《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第808頁。

[7] 《文集》卷六十九，第738頁。

[8] 呂南公《灌園集》卷二十《故袁州李君墓志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文集》卷七十八，第823頁。

[10] 《文集》卷九十一，第947頁。

[11] 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七十七，北京：中華書局年1979版，第6772頁。

[12] 拓片見郭茂育、顧濤：《新出土宋代張庚墓志銘》，《書法》2014年第2期，第34—41頁。

[13] 詳細考證，可見劉成國《新出土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志銘與王安國卒年新證》，《歷史文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7—130頁。

[14] 許景衡：《橫塘集》卷十五《答義仲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頁。

[15] 《昌黎先生集考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4頁。

[16] 《新**出土墓志·江蘇·南京》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4頁。此篇承杭州市**魏峰先生賜示，謹此致謝。

[17] 葛勝仲《丹陽集》卷十四《徐太令人葛氏墓志銘》：“太令人常州江陰葛氏……金陵徐君安道受經(jīng)舒王，以才識為髙第，中治平某年進士甲科，隱然有雋杰之稱。”（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 洪邁《容齋續(xù)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69頁。

[19] 《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北京：中華書局 2001年版，第 6 冊，第 2581頁。

[20] 具體考證，可見朱學(xué)博：《歐陽修韓文公別傳后序辨?zhèn)巍罚段膶W(xué)遺產(chǎn)》2019年第4期，第183—185頁。

[21] 相關(guān)研究，可見傅林輝：《王安石世系傳論》，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xué)考論》，北京：**文學(xué)出版2005年版。此二書都大量使用各種王氏族譜，其實并不可靠。

[22] 《文集》卷九十一，第947頁。

[23] 馬濤、許志強：《將軍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江寧春秋》第13輯，南京：南京出版2013年版。墓志拓片，承鄭嘉勵先生惠賜，謹此致謝。

[24]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五十四，舒大剛主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２004年版，第45冊，第799頁。

[25] 《諸暨摩崖碑刻集成·王厚之墓碣》，杭州：西泠印社2017年版，第383頁。此承魏峰兄賜示，謹此致謝！

[26] 拓片見謝飛、張志忠、楊超著：《北宋臨城王氏家族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頁。

[27] 王明清 《玉照新志》卷一，戴建國主編：《全宋筆記》第6編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頁。

[28] 《蘇軾詩集》卷十六《芙蓉城》，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810頁。

[29] 《北宋臨城王氏家族墓志》，第176頁。

[30] 《蘇軾詩集》卷十六《芙蓉城》：“世傳王迥子髙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髙，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施注：“此詩王荊公嘗和之，首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qū)六丁。’嘗為俞紫芝誦之，紫芝請書于紙，荊公曰：‘此戲耳，不可以為訓(xùn)。’故不傳。”第807頁。

[31] 拓片見王瀟瀟、**等：《五代北宋高郵秦氏家族世系研究》，《東南文化》2018年第4期，第57—67頁。

[32] 《第七屆宋代文學(xu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前言》。

[33] 拓片見章國慶：《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匯編》（以下簡稱《匯編》），第87頁。

[34] 拓片見《匯編》，第73頁。

[35] 拓片見《匯編》，第74頁。

[36] 拓片見《匯編》，第111頁。

[37] 拓片見《輯錄》，第313頁。

[38] 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七《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銘》，《四部叢刊》本。

[39] 《文集》卷九十六，第995頁。

[40] 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七《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銘》。

[41] 李森：《山東廣饒縣發(fā)現(xiàn)的北宋李祈墓志及相關(guān)問題》，《齊魯文化研究》第十二輯，第59—64頁。

[42] 《長編》卷五百十八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庚辰，第12331頁。

[43] 《長編》卷二百八十熙寧十年（1077）春正月丙子：“知河中府、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陸經(jīng)為集賢殿修撰再任。以上批‘河中府有王孝先，創(chuàng)置官莊及淤田、**等事，須藉長吏協(xié)力應(yīng)副。聞經(jīng)在彼盡力，可優(yōu)獎令再任’故也。”第6854頁。

[44] 《長編》卷二百九十八元豐二年（1079）五月乙未，第7252頁。

[45] 《長編》卷三百二元豐三年二月壬寅，第7352頁。

[46] 拓片見《輯錄》第316頁。

[47] 拓片見《輯錄》，第199頁。

[48] 拓片見《輯錄》，第270頁。

[49] 李之亮：《宋川陜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15頁。

[50] 胡應(yīng)麟《詩藪》雜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頁。

[51] 相關(guān)研究，可見沈松勤《論王安石與新**作家群》，《杭州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98年第1期，第77—83頁。

[52] 拓片見《輯錄》，第323頁。

[53] 拓片見《輯錄》，第324頁。

[54] 拓片見《輯錄》，第325頁。

[55] 此拓片尚未公布，承何新所先生賜示，謹此致謝。

[56] 拓片見《輯錄》，第299頁。

[57] 劉平生：《蔡卞撰宋劉士安墓志銘》，《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286—288頁。

[58] 拓片見《輯錄》，第225頁。

[59] 拓片見《輯釋》，第306頁。

[60] 拓片見《匯編》，第75頁。

[61] 拓片見《匯編》，第105-106頁。

[62] 拓片見《匯編》，第107頁。

[63] 拓片見《輯錄》，第263頁。

[64] 拓片見《輯錄》，第259頁。

[65] 拓片見《輯釋》，第352頁。

[66] 拓片見《輯錄》，第332頁。

[67] 拓片見《輯釋》，第374頁。

[68] 拓片見《輯釋》，第312頁。

[69] 相關(guān)研究，可見劉靜貞：《北宋前期墓志書寫活動初探》，《東吳大學(xué)歷史學(xué)報》第11期，第59-82頁；劉成國：《北宋**爭與碑志初探》，《文學(xué)評論》2008年第2期，第35-42頁；柳立言：《蘇軾乳母任采蓮墓志銘所反映的歷史變化》，《**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5-118頁；邱佳慧：《從“請銘”與“撰銘”探究宋代社會的倫常關(guān)系》，《東華人文學(xué)報》第12期， 第8-10頁；仝相卿：《宋代墓志碑銘撰寫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輔為例》，《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5年第5期，第78-84頁；《歐陽修撰寫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史學(xué)月刊》2015年10期，第60-69頁；王瑞來：《范呂解仇公案再探討》，《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54-67頁；趙冬梅：《試論北宋中后期的碑志書寫——以司馬光晚年改轍拒作碑志為中心》，王晴佳、李隆國主編：《斷裂與轉(zhuǎn)型：帝國之后的亞歐歷史與史學(xu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0-384頁。

[70] 《曾鞏集》卷四十四《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00頁。

[71] 《文集》卷七十七《與孫侔書》，第813頁。

[72] 《將軍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關(guān)問題的探討》，第39頁。

[73] 《文集》卷七十四《答錢公輔學(xué)士書》，第787頁。

[74] 劉成國：《北宋**爭與碑志初探》，《文學(xué)評論》2018年第2期，第35頁。

[75]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頁。

[76]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楊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84-1185頁。

[77] 王純：《宋故碩人王氏墓志銘》，拓片見《輯釋》，第493頁。

[78] 徐度：《卻掃編》卷上，《全宋筆記》第3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頁。

[79] 韓維：《南陽集》卷二十九《富文忠公墓志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于”字，拓片作“格”，當是上石時喪家所改。紙本收入撰者文集，當時便流傳于世。二者相較，更可見韓維撰文時的謹慎心態(tài)及用筆輕重。《宋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韓國公贈太尉謚文忠富公墓銘》拓片見《輯錄》，第241頁。

[80] 《蘇軾文集》卷十八《富鄭公神道碑》，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34—535頁。

[81] 此拓片尚未公布，承鄭嘉勵先生賜示，謹此致謝。

[82] 此拓片尚未公布。2019年6月，筆者至東鄉(xiāng)縣考察，獲悉這確是偽刻。

[83] 鄭曉江、吳定安：《王安石墓葬考辨》，《江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社版）》2003年第2期。

[84] 《陸九淵集》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0版，第232頁。

[85] 陳國仕：《豐州集稿》卷十四，《**稀見史料》第2輯，廈門：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頁。

[86] 《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上，《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864頁。

[87] 拓片見《匯編》，第127頁。

[88] 清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郵箱：txq1627@126.com

編輯：潘夢斯

吉光片裘原神

為慶祝北京師范大學(xué)成立120周年，該校于9月13日起舉辦“北京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館藏古籍珍本展”。展覽包括“歷史館藏珍本（1902—2007）”與“近年訪獲佳帙（2007—2022）”兩大主題，展出館藏古籍珍品50余件。

北京師范大學(xué)館藏古籍珍本展

作者 | 丁之涵

歷史館藏珍本（1902-2007）

北京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館藏古籍，聚合舊師大、女師大、輔仁大學(xué)歷史館藏，益以民國時期、建國以后多次受贈、訪購、交換，形成今藏古籍規(guī)模，在各大高校中名列前茅。此次展覽，精選歷史館藏珍本近三十種。

宋刻本

古今人論藏書，盡以宋刻為善。宋刻之佳，于文本之正、字紙之美，往往一本而兼有，況其古而稀者為貴。陳展宋刻本二種，一為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兩浙西路轉(zhuǎn)運司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今存宋刻王安石文集，尚有紹興間龍舒郡齋刻《王文公文集》，《**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上海博物館藏一部不全。轉(zhuǎn)運司刻本亦僅存數(shù)部，均元明遞修，館藏本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7214號）。卷內(nèi)宋刻避諱謹嚴，刻字端正，歐體而結(jié)體稍扁，呈現(xiàn)兩浙地區(qū)版刻字在當時的一種變化趨勢。

一為宋開慶元年（1259）福州學(xué)官刻元明遞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宋真德秀撰。“乙集下”原無定本，真德秀歿后，由舊日賓客湯漢搜訂成帙。湯漢時任提舉福建茶鹽事，原擬刊于茶鹽司，因郡文學(xué)請，匯各**梓之，是為學(xué)官刻本。此刻完帙，今僅存數(shù)部，皆經(jīng)遞修。檢該本宋刻原版，筆劃呈南宋時期建刻用刀特點，字體在顏、歐之間，而版面舒朗，與建中坊刻不同，此其官刻特色。館藏本鈐“汪士鐘藏”“茶陵譚氏賜書堂珍藏”印，經(jīng)汪士鐘藝蕓書舍、譚鐘麟賜書堂等先后遞藏。

元刻本

元代刻本，坊刻為盛。坊刻之盛，建陽為最。陳展元天歷元年（1328）建安鄭明德宅刻重修本《禮記集說》，元陳澔撰。此書集元代以前各家注疏，以朱熹之說為本，而文字淺近，利于初學(xué)。明初御定《禮記》用澔注；永樂敕修《五經(jīng)大全》，《禮記大全》以之為本，遂列學(xué)官。鄭明德宅本為本書首刻，館藏本經(jīng)補版重修，選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0274號）。鄭明德宅為元代著名建安書坊，此本在版式、字體各方面都呈現(xiàn)較典型的元代福建坊刻特征。館藏本鈐“繆荃孫”“云輪閣”等印，為繆荃孫舊藏。又有“陳立炎”“古書流通處”印。據(jù)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繆荃孫之子祿保曾以家藏書售于上海古書流通處，此本殆在其中。

另一部元坊刻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德星書堂刻《書集傳》，宋蔡沈撰。此書今存宋刻，有國圖藏淳佑呂遇龍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大字本二種。元延祐間，《書集傳》立于官學(xué)，元代即屢經(jīng)雕版，德星書堂本之前，已有延祐三年（1316）（佚）、至正五年（1345）明復(fù)齋本等。德星書堂本刻非最早，然據(jù)卷前《重刊明本凡例》，知以宋明州本（佚）為底本。有研究指出，此本蔡沈之子作“蔡杭”不作“蔡抗”等處，與宋本、延祐三年本同，獨有佳處。館藏本鈐“周星詒”“季貺”“云自在龕”“陳立炎”“古書流通處”“懷辛齋”“懷辛主人”“曹家騄”“江都曹氏家騄秘籍”“曹聲范印”“曹聲濤印”“黃裳”“黃裳珍藏善本”等印，并有黃裳題跋（未刊）一則，記此書舊藏經(jīng)歷。

元代官刻，要在地方，尤以各路學(xué)、郡庠刻書，得學(xué)者精校，良工雕版，多有佳刻。

陳展元大德間饒州路儒學(xué)刻《隋書》，為元大德江東建康道所轄九路儒學(xué)刻《十七史》之一，即所謂“大德九路本”，是元代路學(xué)刻本代表，學(xué)林稱善者久之。民國間張元濟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隋書》即選此刻。元明迭代，各學(xué)舊版明初多入南監(jiān)，正、嘉年間遞有修版。館藏本版心偶見“正德十年”“嘉靖十年刊”字樣，即其標識。卷內(nèi)修版僅十之一二，而元版多存。鈐“曾經(jīng)東山柳蓉邨過眼印”，為書商柳蓉村經(jīng)手本。柳氏創(chuàng)上海博古齋，清末民國間學(xué)者、藏家多與之交。其眼力精到，加鈐本多可寶。展出另一部元大德十年（1306）刻嘉靖遞修本《南史》，行格同前舉《隋書》，版心雖不記刊版地名，亦屬建康道九路本，當時同選為百衲本底本。

兩種九路本外，陳展大德間福州路三山郡庠刻《通志》。據(jù)元劉塤《隱居通議》所載，此書為東宮令下福州路，雕版計萬余。《通志》撰者宋代鄭樵，福建莆田人，此猶鄉(xiāng)邦先賢典籍，奉諭刊行。今存三山郡庠本多有修版，館藏本版心有“成化十年吏部重刊”等標識。鈐“新樂王書”朱文大方印，曾經(jīng)明室宗藩朱載璽庋藏。

陳展元本，尚有元刻明修本《節(jié)孝先生文集》，為此集今存最早刻本，僅北大、北師大、哈佛大學(xué)燕京圖書館藏共三部，均有明代修版，館藏本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7213號）。此書《**古籍善本書目》另著錄有“明嘉靖四十四年劉佑刻本”，繆荃孫舊藏一部，其《藝風堂藏書志》著錄元刻，張元濟《涵芬樓燼余書錄》辨為嘉靖覆宋本。瞿氏鐵琴銅劍樓亦藏一部，卷前手識“明翻宋本”。今二本均在國圖，取勘之，元刻、明翻相肖。按嘉靖時流行翻宋刻，自文本至版式、字體一依舊貌。此本元刻字略帶行書，翻刻亦點畫照舊，較常見者別具一格。

明刻本

古代刻書發(fā)展至明代，如入盛春之園。灼灼齊放，交交爭鳴，明代出版業(yè)的刻書主體、刊本內(nèi)容、雕版技藝、發(fā)行方式等各方面都呈現(xiàn)高度多樣化與成熟化。

陳展明刻本，第一為內(nèi)府刻本兩種：《歷代臣鑒》《歷代君鑒》。前者刻于宣宗元年（1426），后者景泰四年（1453），分別由宣宗、景帝御撰，一選歷代為臣之善可法、惡當戒者傳之，一選歷代賢君之嘉言善行揭明之，惡可警者附末。二《鑒》均大開本，趙體大字寫刻，板式相若，而《君鑒》黑口、板框較粗，墨色亦濃，刻字趙體風格更為鮮明。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明天順六年（1462）岳璿刻本。此書原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湖州花溪沈伯玉（璜）家塾刻本，或曰趙孟頫親筆上版。天順年間，岳璿知湖州府，獲元本而加翻刻，字劃版式一一照舊，與元本肖，綴《重刊后序》以示區(qū)別。館藏本為繆荃孫舊藏，佚去重刊序，因誤作元本。按天順屬明前期，刻書風格承元代而來，與前舉嘉靖翻刻元本《節(jié)孝先生文集》固自不同。館藏本鈐“柘湖居士”“烏程蔣維基記”“咸豐庚申以后收藏”“張之洞審定舊槧精鈔書籍記”“無競居士”“荃孫”“云輪閣”等印，經(jīng)何良俊、蔣維基、張之洞、繆荃孫遞藏。

《新刊宋學(xué)士夾漈先生六經(jīng)奧論》《六經(jīng)總論》，明成化四年（1468）書林劉氏日新堂刻本，題宋鄭樵撰。此書有“書林劉氏日新堂刊”牌記，卷端題“書林日新劉克常刊行”。“日新堂”又名“日新書堂”，初為元代建陽劉錦文書坊名，其裔世代承業(yè)，延綿有明一代。此刻展示建陽坊刻發(fā)展至明中期初年的版刻面貌。

明嘉靖刻本。嘉靖朝歷時四十四年，鑄就明代書業(yè)的黃金時代。大量翻刻舊本，不僅有功于前代典籍的保存與流傳，也對此后版刻字體、風格等各方面深有影響，并與當時學(xué)術(shù)、文化**互為交織。

陳展嘉靖本四種，一為嘉靖十七年（1538）元和（今江蘇蘇州）吳元恭刻《爾雅》。此刻無序跋說明所據(jù)底本，其版式半葉八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歐體刻字，是嘉靖前期吳中地區(qū)仿宋體式。清人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稱此本“仿宋刻”“絕無私意竄改處，為經(jīng)注本之最善者，必本宋刻無疑。”清嘉慶十一年（1806），版本、校勘學(xué)家顧廣圻翻刻此本，為清乾嘉時期翻刻明雕善本之一例。館藏本卷內(nèi)有“瑯園秘笈”“九峰舊廬珍藏書畫之印”“九峰舊廬藏書印”“傅沅叔”“增湘”“藏園”諸印，為王綬珊、傅增湘舊藏。

一為嘉靖三十六年（1557）朱睦?聚樂堂刻《周易集解》。朱睦?(1517—1586)，明宗室，萬歷五年舉周藩宗正。藩府刻書為明代獨有，藩王就封，例有賜書；諸王有好學(xué)者，雄于財而閑有暇，于是聘通儒精校，雕刊古籍多佳。朱睦?精經(jīng)學(xué)，邃《易》《春秋》，嗜藏書，此書亦其學(xué)有所好而付諸版。

一為嘉靖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544-1545）孔天胤刻《資治通鑒》。孔天胤（1505-1581），汾州人，嘉靖十一年舉進士，授陜西按察司僉事提調(diào)學(xué)校，歷官浙江提學(xué)副使，陜西按察使，陜西、河南布政使等，一生主持刊刻書籍眾多，是嘉靖時期重要的學(xué)者兼官員型出版家。《資治通鑒》為孔天胤浙江提學(xué)副使任上所刊，以其有利士子經(jīng)史治道、擇善多識，可以為鑒。本書為典型的嘉靖時期浙中官刻，底本精良、校理用心，學(xué)者許為《通鑒》善本。此刻國圖存另一部為傅增湘舊藏，有章鈺跋曰：“此刻源出天水，佳處極多。沅叔藏之，足以肩隨百衲宋本、興文元槧。”認為價值不減宋元舊本。

一為嘉靖三十三年（1554）黃氏浮玉山房刻《唐詩二十六家》，明黃貫曾編。嘉靖以來，伴隨翻雕舊槧的風氣，在刊刻技術(shù)、學(xué)術(shù)風尚等影響下，輯纂、選編典籍加以叢刻的出版現(xiàn)象日益普遍，在江南書業(yè)中心的吳中地區(qū)更為顯著。吳縣（今蘇州）黃氏家族為明代吳中文學(xué)世家，刻書亦夥。黃貫曾從兄魯曾、省曾，詩文、學(xué)問稱名當時，與盛行文壇的復(fù)古派諸子均有深交。黃貫曾選唐二十六家詩，于其私人刻坊浮玉山房刻成此書。省曾子姬水為之序，結(jié)合所選詩家持論詩學(xué)，別標一幟，實際代表了吳中文學(xué)對宗法唐詩的復(fù)古理論，發(fā)展至嘉靖時期的一種觀點變化。此刻字體已呈現(xiàn)嘉靖中后期方體字的齊整方正，雕繕尤稱精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此書，即以館藏本為底本。

套印本。萬歷四十四年，吳興（湖州）閔齊伋首次使用套版印刷法印制出版《春秋左傳》。此后明末三十余載，吳興，隨之以吳中、金陵等地，爭相使用朱墨、三色乃至多色套印，一時蔚然成風。套印本以吳興閔、凌二氏最稱著，還有一點尚有版筑居等十數(shù)家。版筑居坊主傅昌辰石城（今江西贛州）人，設(shè)書肆于金陵，所刻書今少存見，概在天啟、崇禎間。陳展版筑居朱墨套印本《毛詩正變指南圖》，據(jù)《**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孤本，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1322號）。

展出另一種萬歷間凌濛初刻朱墨套印《琵琶記》，據(jù)寧藩朱權(quán)（臞仙）原本重雕。臞仙精戲曲音律，自著雜劇十數(shù)種，又富藏書，遇罕秘善本，多加刊刻。凌氏翻雕，經(jīng)濛初、延喜叔侄參訂而成，雖已是明末刻本，然形制古樸，其來有自。卷首單面繡像**幅，為名手王文衡繪，鄭圣卿鐫，點畫工致，文采流動，可稱凌本插圖之冠。

插圖本

此次展覽，展出兩種插圖本。一為明刻《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記》，卷前鐫二十圖，每幅半葉，以圓形月光樣式繪劇中情節(jié)，視覺上別有觀劇感。此本《**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國圖、中科院文研所與館藏三部，無牌記。吳希賢《所見**古代**戲曲版本圖錄》收錄本有“匯錦堂藏版”牌記，即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著錄“明崇禎間匯錦堂刻本”，為金陵刻本，與館藏此版應(yīng)有翻刻關(guān)系。一為插圖本《名山勝概記》，在嘉靖何鏜輯《古今游名山記》基礎(chǔ)上增改成帙。附圖一卷，呈現(xiàn)明清間山川版畫工藝水平的新發(fā)展。

特殊印本

展出泥版印本、鈐印本兩種特殊印本。一為泥版印本《精訂綱鑒廿一史通俗衍義》。我國以雕版技術(shù)傳播文字，約始于公元700年的唐時期，并成為此后一千二百年來書籍印刷之主流。北宋，畢昇發(fā)明泥活字法，繼而又出現(xiàn)木活字、銅活字、磁活字等，至民國鉛字排印，活字印刷始終占據(jù)一席之地。而結(jié)合兩種印刷技藝，使用活字字范制成泥版并加以刷印，可稱為“泥版印刷術(shù)”，其運用世間僅見一例，即乾隆初年由新昌呂撫（1672-1742）所撰，并自制泥版印行的《精訂綱鑒廿一史通俗衍義》二十六卷。“衍義”而外，呂氏又于卷二十五回詳敘自創(chuàng)泥版制法；于書后附《印字物件列后》一篇，記工藝所需用具及用法。則此書不僅為泥版印法的唯一物證，更獨存此種技藝的重要文獻，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獻、文物價值。一為明邵潛鈐印本《皇明印史》。邵潛(1581—1665)，字潛夫，江南通州人，僑居如皋，精字學(xué)，工詩文，能篆、隸書，治印取法秦漢而多出新裁，為如皋印派鼻祖。崇禎元年，輯自刻鈐印五百八十四方，“上自開國六王、上公徹侯，以至名臣將相、文學(xué)布衣，各刓一印”，成《皇明印史》四卷梓行。二特殊印本皆罕見，分別登第二、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稿抄校跋本

稿抄本為館藏古籍一大特色。陳展四種，分別體現(xiàn)了稿、抄、校、跋，在刻本之外的文獻、文物價值。

清李兆洛、清沈炳垣、繆荃孫校跋清抄本《國朝名臣事略》。此書據(jù)元元統(tǒng)三年（1335）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刊本抄寫，季振宜、張蓉鏡、郁泰峰、陸心源、繆荃孫、沈燕謀等遞藏，李兆洛、沈炳垣、繆荃孫先后題跋。三跋記此書遞藏源流，兼詳經(jīng)校次第。以影元抄本而匯各家校訂于一編，可謂“減真跡一等”，而別有增益。

清劉喜海稿本《金石苑》。劉喜海（1793—1852），字燕庭，諸城人。嘉慶舉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嗜金石，官轍所至，搜集無倦，欲以所得五千余種編成《金石苑》一書，以卷帙太多，終未完稿。館藏稿本，包括《金石苑目錄》《長安獲古編》《洛陽存古錄》及歷代雜碑、造像等。內(nèi)有浮簽校注，加嘉慶時地理學(xué)家徐松“星伯”印。又鈐“吳興劉氏嘉業(yè)堂藏”印，為劉承干舊藏。按《金石苑》稿本別一種，經(jīng)況周頤整理，1917年為上海涵芬樓購得，經(jīng)張元濟審校，擬排印出版而未果，今藏國圖。當時張元濟致劉承干書信，有關(guān)于《金石苑》稿借校事宜，曰：“昨又奉手示，并惠假新得之《金石苑》稿十五冊，又抄印《海東金石苑》兩種，計共十冊。……（其中）如《昭陵碑文存佚考略》《洛陽存古錄題名目錄》并《金石苑》雜稿，共計九冊，與敝處新購各稿多有足資考訂者，擬多留一時，詳加披覽”云云，應(yīng)即指館藏此本。張元濟校訂《金石苑》，當時曾“另冊記錄”，已佚。幸二稿尤存，可俟將來。

清傅山批點明刻本《劉向說苑》。傅山（1607-1684），字青竹，改字青主，陽曲（今山西太原）人。明諸生，入清不仕，行醫(yī)為生，與顧炎武等交善。青主善書畫，精金石篆刻，喜研小學(xué)及周秦諸子，批注有《說文解字》《老子》《莊子》《荀子》《淮南子》等籍，館藏《說苑》即其一種。卷內(nèi)手批朱墨二筆，字體飄灑超逸，誠謂墨跡佳賞。檢其內(nèi)容，多撮一段之主要人物、關(guān)鍵詞句、論述要點旁寫標明，還有一點涉及文字釋義、內(nèi)容考訂、事物評論等多方面，缺疑處自注，可見其為學(xué)興趣與態(tài)度，對傅山研究多有意義。

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云南麗江府羅春抄本《妙法蓮華經(jīng)》。此品居展中最為精美奪目，經(jīng)折裝，瓷青紙，泥金寫繪。抄者書法勁秀端麗，卷前佛說經(jīng)像、卷后韋馱**像造型生動，筆觸細膩。通書金碧輝煌，觸手若新，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4962號）。

清刻本

本展歷史館藏珍品部分，第三殿以清刻本二種。

一為清康熙三十年（1691）張純修刻《飲水詩詞集》，清納蘭性德撰，馮汝玠跋。納蘭性德（1654-1685年），字容若，號楞枷山人。滿洲正黃旗人。康熙十五年進士。容若工詞，長于小令。其詞以真取勝，其人則情摯近乎癡，其交友得以逾**生。納蘭家族原本顯赫，容若三十早亡，未久父明珠遭劾貶，昔日榮光盡散，身后更罹諑謠，惟故友顧貞觀、張純修二人“相顧太息，泣下不可止”，乃裒刻其詩詠，亟亟期以立言不朽亡者。康熙三十年刻《飲水詩詞集》經(jīng)顧貞觀審定，由張純修梓行，為納蘭詩文集首刻，不僅相對后來諸本是“未經(jīng)改字之初刻”，更是納蘭與其**生友人厚誼之凝煉。館藏本鈐“謙牧堂藏書印”，為容若弟愷功舊藏，馮汝玠跋詳述其得書因緣。

一為英斂之舊藏清刻本《板橋集》，清鄭燮撰。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任知縣十二載，罷官歸鄉(xiāng)，鬻字畫為生。鄭燮為“揚州八怪”之一，以書畫名世，善吟詠，篆刻亦精。清刻《板橋集》分原刻、翻刻兩大類，原刻又有較初、較后印之別。原刻為鄭燮手書上版，由門人、鏤版能手司徒文膏鐫字，卷首又鋟板橋鈐章多枚。卷內(nèi)字體，鄭氏早年風格之楷書，中年新創(chuàng)之“板橋體”并見。原刻之妙，可謂于攬詠之余，更兼臨池之助。今存《板橋集》原刻之先后印本多有鏟板現(xiàn)象，依次遞增，不外鄭氏自加刪訂，及乾隆以來為避**厄，其后人權(quán)宜之措。館藏于原刻先、后印各具一本，先印本內(nèi)，“王國棟”（乾隆四十三年“一柱樓詩案”）“屈翁山”（乾隆三十九年屈大均詩文案）二處字樣皆存，后印本都已鏟去。二本相較，猶見次第。后來翻刻本，多據(jù)原刻之較后印本。然檢“清暉書屋”重刻一流，無“屈均山”字樣，而“王國棟”仍存，其所據(jù)底本或源出二案之間。館藏兩種原刻，先印本已于鄭燮誕辰三百年（1993）之際影印出版，后印者即展出本，《中華再造善本》據(jù)為底本。茲值師大百廿校慶，特舉昔輔仁大學(xué)前身輔仁社創(chuàng)建人英斂之先生舊藏，尤見書圃流芳，雋**散。

近年訪獲佳帙（2007-2022）

在守護歷史館藏古籍的同時，我館也不斷覓訪書林，為館藏續(xù)添佳本。此次選取圖書館近十五年來通過采購、競拍等途徑新獲古籍二十余種，隅舉如下。

唐宋經(jīng)卷

唐中期寫本《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jīng)》卷二，陳朝月婆首那譯。黃麻紙，通卷21紙，出甘肅敦煌藏經(jīng)洞，為展中年代最早的展品，2011年購藏。敦煌寫經(jīng)作為我國古代文獻瑰寶，具極高的文物、文獻及書法價值。1900年，敦煌藏經(jīng)洞藏卷初經(jīng)發(fā)現(xiàn)，隨即流散，大量經(jīng)卷遭國外探險家劫掠。直至1910年，清學(xué)部才將劫余文獻運抵回京。敦煌寫經(jīng)存世數(shù)萬件，《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jīng)》屬稀見品種。據(jù)計，海內(nèi)外不逾三十件。是經(jīng)足本七卷，記載佛應(yīng)缽婆羅天王之問，對大眾說甚深般若及其修習(xí)之法，為佛教重要經(jīng)典，同本異譯僅有唐玄奘譯《大般若經(jīng)·第六會》，未見有對等梵、藏文本。館藏本抄錄卷二，總長980.1cm。按文化部頒布的《敦煌遺書定級標準》《古籍定級標準》，寫經(jīng)總長達8米可定為一級珍品。采進此件不僅卷長過之，且首尾俱全，書法工致，為不可多得的上品。

兩宋刻《大藏經(jīng)》經(jīng)卷。一為福州東禪等覺禪院刻《崇寧萬壽大藏經(jīng)》本《經(jīng)律異相》（五十卷存卷三十五），梁釋寶唱撰集。《崇寧藏》刻于北宋元豐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為南方系統(tǒng)漢文《大藏經(jīng)》之首刻。采進《經(jīng)律異相》，存“傍”字卷三十五，首有題記署“崇寧二年（1103）”，即刊刻年份。尾題處印造工匠捺墨記印“福州東禪經(jīng)生□□印造”。經(jīng)本鈐印工名是《崇寧藏》一大特點。經(jīng)卷原裝日本制木盒，鈐“三圣寺”朱文圓章，為日本京都東福寺舊藏。明初，東福寺第五十四世祖剛中玄柔遣**來國求藏，當時得大藏二部，其一舍入東福寺，都鈐此圓章。東福寺藏經(jīng)以南宋《毗盧藏》為主，偶夾《崇寧藏》頗可貴。此卷遠自海外流歸，我館得之，登《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2944號）。

福州開元寺刻《毗盧藏》本《法集要頌經(jīng)》（四卷存卷三），天竺尊者法救集，宋釋天息災(zāi)譯，南宋建炎二年（1128）刻。采進本開卷《法集要頌經(jīng)卷第三》，千字文編號“槐”，**包括“廣說品第二十四”至“相應(yīng)品第二十九”。《法集要頌經(jīng)》為北宋新譯佛典，無敦煌等唐寫本。此本未見國內(nèi)善本書目著錄，為海內(nèi)所存最早傳本。鈐“森氏”，為日本版本學(xué)家森立之印；鈐“田修之印”，有研究認為屬日本明治后期至大正時期藏家印。

《崇寧藏》《毗盧藏》為我國兩宋所刻首、二部南方系統(tǒng)《大藏經(jīng)》，均開雕于福州禪寺，二藏間尚多淵源。今并收二藏經(jīng)卷，為我館一段訪書佳話。

稀見明清文集

《桂坡集?前集》五卷，明左贊撰，明刻本。左贊（？-1489），字時翊，南城人。天順元年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有《桂坡集》傳世。我館采進此本之前，大陸地區(qū)著錄《桂坡集》缺《前集》，僅常熟市博物館存《后集》一部。檢前后兩集，版式、字體一致，內(nèi)容相次，序跋相應(yīng)，可合為全帙。《前集》冠何喬新、弘治元年彭韶序。據(jù)二序，《桂坡集》為左贊手自編訂，詩詞、各體文八卷并方外稿，總九卷，實包括今本《前集》五卷、《后集》九卷內(nèi)容，與《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十四卷同。何喬新撰左贊《墓表》，載《桂坡文集》三十卷，《千頃堂書目》及史傳方志多襲之，與今傳本卷帙不合。《桂坡集》在左贊生前應(yīng)未付刊，《后集》王華（1446-1522）跋曰：“盱江左氏《桂坡集》若干卷，……司寇何、彭兩公亟稱之。”“公沒且數(shù)十載，吾兒（王守仁）方掃楚氛兵燹之余，文字獨存，桂坡之喬木如故。……(仲子愷)又特以文序請。”則跋于王守仁平定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南昌叛亂經(jīng)之后，由左氏仲子請序刊行。據(jù)跋可知，王華所見本有何、彭二序，則并見前后兩集。此時應(yīng)已增九卷為十四卷，《前集》統(tǒng)樂府詩賦，《后集》文與方外集。《桂坡集》全帙，著錄僅見日本東京內(nèi)閣文庫、**傅斯年圖書館、**漢學(xué)研究中心藏數(shù)部。

《甌魯詩草偶存》二卷，清費俊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費俊（1656-1723），字鶻峰，歸安人。康熙二十七年武進士。本年武舉，李光地任主考，殿試拔第一，御定第八。任福建建寧鎮(zhèn)總兵，**事起，力疾發(fā)兵詣廈門，尋奉命編輯《兵書》。《碑傳集》《皇清書史》等有傳，稱儒將。《詩草》卷首李光地、胡會恩、黃夢麟、沈涵、陳恂、陳琰、朱星渚序，都翰林名臣，**詠才士，交游可見一斑。該本軟體寫刻，康版典型，墨色清潤宜人。此集罕傳，《**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中科院文研所、復(fù)旦大學(xué)圖書館藏二部。

《心齋集字詩》二卷《集杜雁字詩》一卷，清張潮撰，清康熙間詒清堂刻本。張潮（1650–？），字山來，號心齋，歙縣人，試舉業(yè)屢不售，遂閉門撰述，編著《虞初新志》等風行于世。設(shè)“詒清堂”刻坊，刻己著述及《昭代叢書》《檀幾叢書》等。《心齋集字詩》集法帖中字為詩，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帙，査士標、鄧漢儀、洪嘉植、方淇藎等序。洪序曰：“（心齋）年未四十著述滿家，獨于臨池書法不逮古人，以為媿。……一日，因出所集諸帖字，離而合之為詩，凡數(shù)百篇”，可知撰書緣由。《集杜雁字詩》集杜甫詩為雁字詩，據(jù)卷前朱慎序，先已撰有《集杜樂府》《集杜梅花詩》。采進二集于各家書目未見著錄。館藏尚有張潮《心齋聊復(fù)集》，康熙二十一年（1682）詒清堂刻本，亦極罕見，我館與復(fù)旦大學(xué)圖書館藏二部。今復(fù)增此，可謂書緣。

《蘇碧涯遺稿》三種附《碧涯先兄行述》，清蘇正學(xué)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蒼葭堂刻本。蘇正學(xué)（1686-1748），字兆卿。碧江人，雍正元年舉人，乾隆九年令石埭，十一年改德慶州學(xué)正。史志稱正學(xué)持己清儉，勤恤百姓；喜育人才，諸生之貧者月給錢米。及卒于任，貧無以斂，賴州人厚助，櫬得歸。《（乾隆）順德縣志》《（光緒）廣州府志》等有傳，所附《碧涯先兄行述》記頗詳。《遺稿》三種，《宦游草》《陵陽別言》《秋浦驪歌》各一卷，刊于蘇正學(xué)卒后同年。《宦游草》裒其平生詩詠；《陵陽》《秋浦》二集，為乾隆十年蘇正學(xué)自埭入覲，贈友僚士紳、父老子弟詩以留別，而邑人爭相賡頌以志去思，各取“陵陽”“秋浦”指代池州，以命其集。該本行格疏朗，刻字刀鋒銳利，別具特色。此集稀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廣東文史館藏一本。采進本鈐“京城馬氏聽境齋藏”“馬英杰”印，俟考；鈐“夷陵盧氏平生珍藏”“盧平之鈐”“枀竹閣”等，為湖北藏書家盧平舊藏。

毀禁文獻

有清一代，文網(wǎng)嚴密，毀禁無數(shù)。易代載籍，日益湮滅。至清末稍稍重見，旋復(fù)屢歷兵燹。今得其原本，已謂吉光片裘。

采進《大蔭堂集》不分卷《詠古絕句》一卷，清洪嘉植撰。嘉植字去蕪，順治康熙間歙縣人，以布衣談理學(xué)，為名公卿薦舉不就。卷前李澄中序。版心記卷次處缺卷數(shù)，所收四十二篇各**頁碼，為正式梓行前試印行本。洪氏著作因受乾隆朝“一柱樓詩案”牽連，列入毀**目（前舉張潮《心齋聊復(fù)集》亦是）。今存洪集，采進刻本之外有清抄本《大蔭堂集》（國圖藏。國圖另藏一種《洪去蕪文集》，篇目及文字近似），與刻本無重見篇目。抄本卷內(nèi)洪嘉植字氏處俱涂墨丁，亦未見違礙字句，可知后出。而刻本內(nèi)悖逆言辭歷歷在爾，宜**厄幸存舊本。鈐“忠州李芋仙隨身書卷”，清李士棻舊藏。

《阮太沖集》一卷，明阮漢聞撰，南明周亮工遙連堂刻本。阮漢聞（約1572-1641），字太沖，尉氏人，明末諸生，霜**高識名重一時。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尉氏，漢聞不忍棄城，被擒，罵賊**。周亮工刻阮集并序之，述其行事，彰其氣節(jié)，茲不贅述。明末清初之時，表彰人物，保存文獻，亮工最其著者，曾刻秦京、王王屋（厈）、張林宗（民表）及本集為“天中四君子集”。《阮太沖集》及漢聞《更臺集》以“詩文內(nèi)俱有悖犯之語”，乾隆時列毀**。此集《**古籍善本書目》未收，久以為亡，我館有幸拍獲。鈐“劉乾披沙所柬之金”印。

稿抄校跋本

采進稿本《二硯窩集》不分卷，清鄭勛撰。鄭勛（1763-1826），字書常，號簡香，鄞縣人。勛六世祖溱與黃宗羲（南雷）同出劉宗周之門，交誼深厚；五世祖梁，黃宗羲入室**；曾祖性，南雷再傳，承父遺志構(gòu)閣祭奉鄭溱、黃宗羲二先輩，名“二老閣”，庋黃宗羲藏書遺著與世代家藏，時與范氏天一閣齊名。鄭勛幼孤，長而從同里蔣學(xué)鏞受《毛詩》《春秋》，得南雷學(xué)派嫡傳。后受知大興朱珪，補**員，舉孝廉。乾隆六十年，阮元調(diào)浙江學(xué)政，謝啟昆遷浙藩，召學(xué)者與修《史籍考》。勛以樸學(xué)應(yīng)，協(xié)編《竹垞小志》等。乾、嘉以來，二老閣藏書屢經(jīng)流散，鄭勛乃著力收拾，辟二硯窩以庋藏，并刻行鄉(xiāng)邦先賢文獻多種。鄭勛著述，據(jù)徐時棟作《墓碣》及地方藝文志等，有《鄭氏征獻錄》《梨洲年譜》《二硯窩詩存》《文集》《二硯窩讀書隨筆》《簡香日錄》等，多未刊行。二硯窩于嘉、道年間披火，舊藏新著多所湮滅。今存嘉慶間刻《二硯窩文稿》二卷，亦極罕傳。還有一點稿本數(shù)種，零星散于天一閣博物館等處。本館采進為文集稿，包括考論文、讀**、序跋文、紀傳文、壽祭文等，末綴吳錫麟《鄭簡香征士五十壽序》，前冠道光四年周匡一序，為勛晚年請序。全稿抄謄清晰整潔，《書梨洲黃子年譜后》等數(shù)篇略有圈畫改易，大體近于定稿。

稿本《花源村詩屋吟草》，清劉灝撰，楊守敬等跋。劉灝其人及文罕傳，檢民國五修本《青山里劉氏宗譜》，劉灝（1824-1865），譜名騭，原名灝，字閏生，一字粹甫，號小岑。劉灝屬青山里劉氏東二分，始祖澄源世居梁溪，始遷祖豐，明弘治、正德間徙居常州城北花源村。豐有子三，長江、仲潮，后皆卜居青山里，即東大、東二分，三子清留居花源村，為東三分，則劉灝舉始遷地“花源村”命其集。劉灝所在東二分與陽湖趙翼（字云崧，號甌北）家族世姻。檢《劉氏宗譜》，灝四世伯祖鳴鶴長女為趙翼原配，曾祖芳（字可型，號蓉湖）、曾從祖欽（字敬輿，號謙齋）等與翼交善，詩文往來見存《甌北集》。灝父遵燮娶趙翼女孫、翼第六子廷俊（字苕生，號海珊）之女，年三十一歿，即灝母。灝任湖南候補通判，護解貴州軍餉，遇賊接仗，積勞病，計軍功，后以勞卒。工繪事，喜吟詠，有《花源村詩屋吟草》四卷（未見），《玉葳蕤室剩草》一卷（同治十一年刻本，南圖藏），《（光緒）武進陽湖縣志》有傳。

采進稿本《吟草》不分卷，錄古今體詩三百余首，卷內(nèi)朱墨圈點、修改、挖補極多，書眉行間著批語，出作者及他人者并有之，夾浮簽數(shù)十紙。稿首末存親友題跋多則及楊守敬跋。書衣自識：“廿年所作，今閱之，絕少愜意之語。雖不無佳什，亦多倚附之詞。嗣后如有所為，當以此作前車之鑒。”則《吟草》為早年舊作集。取校《玉葳蕤室剩草》，與本集重見者四十余首，間有異文，應(yīng)據(jù)《吟草》刪存續(xù)作而成。

清末謄清稿本《陜西**調(diào)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報告書》，饒智元撰。清末推行新政，清**在全國范圍內(nèi)全面開展法制習(xí)慣調(diào)查活動，為編訂、審核新法律提供符合國情的參考與借鑒。光緒三十三年始，設(shè)各省**調(diào)查局推行此事，繼而產(chǎn)生法律習(xí)慣相關(guān)的大量珍貴一手資料，惜多散佚。采進本為當時報告之一種，由時任**編查館諮議員、陜西**調(diào)查局總辦饒智元撰輯，分民情、風俗、紳士辦事習(xí)慣、民事習(xí)慣、商事習(xí)慣、訴訟習(xí)慣等六類相從，小楷精寫謄清，偶附浮簽區(qū)別小類、標識謄錄情況。該《報告書》尚有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可取勘之。

清初抄本《梅花衲》，宋李龏撰。此本影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南宋群賢小集》本抄，明季以來諸家遞藏印記累累。鈐“京兆郡圖書印”“陸廷燦印”“棣華書屋”“幔亭”“平原陸氏藏書印”“吳興姚氏邃雅堂鑒藏書畫圖籍之印”“彥侍曾觀”“古照軒藏本”“枕經(jīng)堂藏”“常熟翁玉甫珍賞”“吳郡曹大鐵”“曹大鐵考藏印”，經(jīng)陸廷燦、姚文田、姚覲元、顧大昌、方碩、翁同爵等名家遞藏經(jīng)眼，末歸吳郡曹大鐵氏。清洗桐齋抄本《栲栳山人詩集》三卷，元岑安卿撰，劉蒼潤跋。此集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岑氏后裔刻本，以原本年代久遠，多失舊貌。劉氏考此本源出舊抄，校注刻本佳處于書眉，添錄考補所得于卷末，使全書益加精善。此二抄，各得抄本賞鑒、考訂之妙。

明清刊本及其版畫

《新鐫出像東西晉演義》十二卷五十回，明楊爾曾撰，映旭齋藏板，步月樓發(fā)兌。該本卷首冠五十葉版畫，每葉雙幅大圖，每幅配題圖小字一句。對應(yīng)**分回，每回二幅，共百圖，版畫精美，頗具規(guī)模。相似版畫，又見于楊爾曾所撰另一部**《新鐫批評出像韓湘子》，天啟三年（1623）武林人文聚刻本。卷前版畫，首葉鐫韓湘子圖附像贊，次大圖十五葉三十幅，各標小題，形制與映旭齋本《東西晉演義》同，而數(shù)較少。《韓湘子》又有金陵九如堂刻本（行格同映旭齋本《東西晉演義》），據(jù)版畫及“玄”字部分避諱等，應(yīng)據(jù)人文聚本翻刻，康熙時重修。映旭齋本《東西晉演義》尚有國圖、上圖、首圖、東北師大等藏本，多失牌記，依卷端所題“武林夷白堂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參訂”稱“武林版”，認為楊爾曾撰成后本地刻行。按映旭齋、步月樓為明末清初兩家關(guān)系密切的書坊，二者同見于版權(quán)頁，尚有《古今醫(yī)統(tǒng)正脈全書》《新刻全像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等。前者原版為吳勉學(xué)刻，轉(zhuǎn)歸金陵蘊古堂、映旭齋；后者翻萬歷三山道人繡梓本。三山道人，學(xué)者多考為金陵三山街書坊主。又如萬歷間繡谷吳繼宗刻《劉河間傷寒三書》，金陵刻本，后亦歸映旭齋藏版。統(tǒng)觀翻、刻各書，推測映旭齋、步月樓為金陵書坊，而此刻宜非杭本，卷內(nèi)刻字、版畫，歸屬可待商榷。

清刻藏譯本《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般若八千頌》系《般若經(jīng)波羅蜜經(jīng)》之略本，計三十二章、二十四卷，共八千偈（頌）而得名。藏文經(jīng)為公元八世紀時，印度學(xué)者釋迦色那、加納悉地和**譯師達碼答希拉等譯。《般若八千頌》為大乘佛教基礎(chǔ)理論，是研究佛教產(chǎn)生、發(fā)展和釋迦牟尼思想學(xué)說的第一難得史料，般若系佛典在藏區(qū)最為流行之一種。采進本原分上下部兩夾，存上部一夾。紙質(zhì)厚實，品相上佳，封面黃綾裱夾板。藏文刻板，雕印精工，字跡清晰。多版畫，卷前冠滿版插圖；卷內(nèi)有對稱插圖，如卷首葉兩端均鐫佛像；又有版面兩端、**各鐫大幅佛像者；隨文插圖，插圖與文字比例協(xié)調(diào)。各插圖構(gòu)思巧妙，版面無論字畫，俱顯莊重威嚴，是清代藏文刊本、佛典版畫之佳品。

以上近年采進古籍，選取部分展品略作介紹。還有一點尚有元刻零卷《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明嘉靖三十年（1551）宋陽山刻本《明醫(yī)雜著》、明萬歷刻本《混元弘陽飄高祖臨凡經(jīng)》、清康熙刻本《白國因由》、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黃海紀游》《梅花百詠》、清同治三年（1864）夢幻居刻《夢幻居畫學(xué)簡明》等，都非易見，乃我館十數(shù)載有心經(jīng)營，加意蒐購所致。

（文章來源：北京師范大學(xué)古籍部）

特別鳴謝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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