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本文作者系我院李后強教授、李海龍博士以及南肯特學校（美國）的嚴周興禹，該文英文版發表于《當代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當代社會科學》是全國第一本由地方**主辦的面向海外發行的英文學術期刊。全文如下：

摘 要：人類起源于何處是學界長期以來的研究熱點，目前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非洲單一起源論”和“多地區起源論”。從古猿演化為現代人類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需要同時具備多種有利因素。本文在總結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現代人類起源于喜馬拉雅的觀點，并從地質學、地震學、氣候學、考古學、生物學、基因學等方面給出了**度證據。當然，喜馬拉雅以外的地區也可能存在猿向人的進化行為，但由于缺乏演化所需的必要條件，特別是第四紀頻繁冰期的侵蝕導致進化過程被阻斷，屬于“無效起源”。從喜馬拉雅進化出的智人在間冰期多次逐漸遷徙至全球并在世界各地定居，平行地創造了當地文化和多彩文明。本文結果為研究人類起源和文明發展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

關鍵詞：人類起源；喜馬拉雅；平行文明；證據

一引言

人類起源于何地是學界長期以來的研究熱點和爭論焦點，迄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之前最流行的觀點是“上帝造人說”， 歐洲認為亞當和夏娃是眾生父母，**有“**開天地、女媧造人”的神話故事。十九世紀后半葉開始，世界各地逐漸發現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恩格斯提出了人類是從猿演變來的觀點，達爾文提出了人類進化論，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同（達爾文，1871）。然而，現代人是從哪里的猿進化而來的，學界觀點不一、爭論不休。總的來說，可分為“多地區起源論”和“單一起源論”兩大陣營。

“多地區起源論”是指人類的進化分別在歐洲、非洲、亞洲等全球多地完成，其雛形啟蒙于Weidenreich（Weidenreich，1939；1943），1984年Wolpoff等正式提出（Wolpoff. et al., 1984）。支持這一觀點的知名學者有美國人類學家米爾福德﹒沃爾波夫（Milford Wolpoff）、詹姆士﹒斯普萊（Jamos Spuhler）、生物學家克里斯托弗﹒威爾斯（Christopher Wills）和我國古人類學家吳新智等。吳新智（1998）提出**現代人類起源遵循“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觀點（吳新智， 1998）。還有學者認為人類起源不是在某個洲，而是在熱帶和副熱帶的緯向輻合帶（孫峰華，2002）。

“單一起源論”是指現代人類由某一地方的猿進化而來，然后遷徙并占領世界各地。人類起源于歐洲、大洋洲、南極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可能性不大，“單一起源論”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亞洲兩地，尤其以非洲單一起源盛行（賈蘭坡，1974）。“非洲單一起源論”也稱入侵說、代替說和線粒體夏娃說，認為全球所有現代人的祖先都來自非洲。支持此觀點的知名學者有美國古生物學家威廉·豪厄爾斯（William Howells）、英國古人類學家克里斯托弗·斯特林厄（Christoper Stringer）、阿倫·威爾遜（Allan Wilson）等。持亞洲是人類起源地觀點的學者也很多，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Grabau，1935）。吳汝康（1964）和賈蘭坡（1974）認為人類起源地應該是在亞洲南部（吳汝康，1964；賈蘭坡，1974）。張興永從多個角度論證人類誕生地應主要在亞洲，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鄰區可能是人類起源的關鍵區域（張興永，1981；1983；1987；1994）。童恩正（1983）指出**西南地區可能是人類的發源地（童恩正，1983）。張民德（1994）認為**高原是亞非兩地的樞紐地帶，具有適合遠古猿類的生存條件，可能是人類起源的發祥地或源頭（張民德，1994）。

無論是多地區起源說還是單一起源說，其主要依據都是古人類化石、古人類留存下來的遺跡和分子遺傳學分析結果三方面（高星，2017）。非洲起源說之所以得到較多支持，原因就是發現了最古老的化石和基因分析。然而，這些古化石因年代久遠被侵蝕和檢測手段的限制，并不能確保準確鑒定其時間。檢測樣本微小的差異會引起結果呈現巨大差異，檢測手段不同也會導致結論相去甚遠（吳新智，1999）。即便如此，還沒能在古化石上提取到超過10萬年的DNA（高星，2017）。因此人類起源于何時何地還沒有確鑿證據，但可以肯定的是，從古猿向現代人類的進化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需要同時滿足多種有利條件才能實現。

本文在綜合分析多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人類起源于喜馬拉雅的觀點，并從地質學、地震學、氣候學、考古學、生物學、基因學等維度給出了支持證據。進一步地，結合第四紀全球地質和氣候變化，提出了人類從喜馬拉雅遷徙至全球各地的路線，為研究人類起源和文明發展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

二支持人類起源于喜馬拉雅的證據

喜馬拉雅的隆起和人類的出現是第四紀時期的兩個重大事件。喜馬拉雅從海底隆升為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脈，對全球氣候、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變化。這一變化為猿向人進化提供了淡水、礦物質、能量、氣候等有利條件。從世界人口分布和文化特征看，喜馬拉雅山脈兩側的**和印度是全球人口數量最多的兩個國家，距今1.8萬年的古象雄文化起源于喜馬拉雅的**高原，四大文明古國都在亞洲或亞洲附近。這些都說明喜馬拉雅可能是人類起源地，除此之外，地質學、地震學、氣候學、考古學、生物學、基因學等方面的研究結果也支持這一觀點。

（一）地質學證據

喜馬拉雅山脈并非一直這么高，而是逐步隆起的。始新世以前，喜馬拉雅還處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海區，由于印度板塊和亞洲板塊的劇烈碰撞后逐漸隆起的。據古生物（Upadyay等，2004）、沉積相和物源轉換（Cai等，2014）、古地磁（Chen等，2010）等方面的綜合研究結果顯示，二者最初的碰撞時間是在55Ma年左右。印度板塊和亞洲大陸碰撞之前，喜馬拉雅大部分地區還處于海面以下，大約在距今40—45Ma萬年才露出海面成為陸地（劉曉惠等，2017）。

關于喜馬拉雅山脈的隆起速度，學界眾說紛紜。有學者通過對尼泊爾塔口拉盆地的湖相碳酸鹽氧同位素的研究提出，距今10Ma左右喜馬拉雅山脈海拔就達到現在的高度（Garzione等，2000a、2000b；Rowley和Garzione，2007）。還有學者通過對Thakkahola和吉隆盆地的氧同位素高度計算，指出喜馬拉雅達到現在高度是在7—10Ma（Garzione等，2000a，b）。Wang等（2006）根據食草動物牙釉質碳同位素研究，認為吉隆盆地在7Ma之前并沒有達到目前高度，快速隆升是在7Ma以后。丁林等（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東喜馬拉雅構造從3Ma開始快速抬升，抬升速率為1.5mm/a（丁林等，2005）。

可以肯定的是，喜馬拉雅達到現今高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千萬年中逐漸形成的。同樣地，整個青藏高原也不是勻速隆起的，而是時而快速時而緩慢。趙希濤（1975）研究表明，喜馬拉雅山軸部自第三紀末以來上升了近3000米，自早、中、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中期（距今5000—3000年）以來分別上升了2400米、2000—3000米、1400米和300米（趙希濤，1975）。李吉均等（1979）在全面總結了早期青藏高原考察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古夷平面、古巖溶、動植物化石、孢粉、古土壤和古冰川遺跡等綜合研究，認為自始新世晚期以來青藏高原經歷了三期隆升兩次夷平過程，自上新世末以來累計上升了3500—4000米（李吉均等，1979）。

喜馬拉雅的隆起也不是整體均勻的，而是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性。雖然有學者推測青藏高原在中更新世早期進行過整體性隆起，并快速抬升至海拔3500米以上的冰凍圈（趙越等，2009）。但趙希濤（1975）結合氣候雪線遺跡和氣候雪線降低值，推算出珠穆朗瑪冰期以來，喜馬拉雅軸部上升了1000米，北麓上升了700米，北坡上升了超過400米（趙希濤，1975）。葛肖虹等（2014）提出青藏高原在古近紀期間（55—24Ma）沒有隆升，初次隆升發生在中新世早中期（23—17Ma），上新世晚期至早更新世基本被夷平，達到現今的高度是在上新世晚期至早更新世（3.6—0.8Ma）期間（葛肖虹等，2014）。Zhong和Ding（1996）推斷喜馬拉雅高原隆起是一個多階段不等速的非均變過程，并指出整體隆升發生在3Ma之后（Zhong和Ding，1996）。

喜馬拉雅增高是以巖石和泥土“疊羅法”形成，由于重力作用不可能無限增高，否則會將底部巖石壓碎導致整體垮塌。有報道稱，珠穆朗瑪峰的高度在1300萬年前超過12000米（珠峰高度曾經超過12000米）。Saylor等（2009）和Murphy等（2009）的研究結果表明，距今9Ma左右喜馬拉雅就已經超過了現在的高度。但由于重力作用，出現拉伸變形，札達盆地自晚中新世以來達到最大高度后降低了1000—1500米，并且還在持續（Murphy等，2009）。

以上分析可知，喜馬拉雅山脈是從海平面以下逐漸隆起的，第四紀的海拔高度具備適合猿類生存和進化的自然條件。海拔升高導致植被由森林向草原變遷，古猿為了適應這種空曠的自然條件，必然向直立行走進化。從時間上看，中更新世晚期是喜馬拉雅地區第四紀以來地殼運動最活躍的時期，這與猿向猿人、直立人進化的時間吻合。

（二）地震學證據

碳、水、氮、氫、磷等元素是生命起源的必備元素，黏土礦物、金屬硫化物是有機質合成的重要催化劑（史曉穎等，2016）。人類起源既需要這些元素，也需要有足夠的能量供給。當時條件下，地震、火山、雷電、太陽等無疑是能量供給最直接的渠道。研究表明，閃電可能釋放了構成生命基礎的生物分子所必需的磷，雷擊可能激發了地球最早的生命。地震對植物碳水化合物影響非常明顯（陳博等，2012）。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的相互碰撞擠壓必然產生巨大應力，引起喜馬拉雅地質結構劇烈變化，從而形成地震和火山。

地中海—喜馬拉雅地震帶，也稱歐亞地震帶，是世界三大地震帶。全球約85%的活火山和約80%的地震集中在太平洋地區。喜馬拉雅地震帶是當今大陸巖石圈板塊邊界最長、最壯觀的一條俯沖構造帶，地質活躍、地震頻發。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地震目錄記載，近50年來共發生5.0級地震約2500次，包括中深源地址約1000次，淺源地震約1500次。自1000年以來共發生7.5級以上地震15次，其中淺源地震10次（白玲等，2019）。1850年，**墨脫發生了8.6級地震，是我國有史以來的最大地震。2015年，喜馬拉雅地震帶中段的尼泊爾發生7.9 級大地震。喜馬拉雅山所在的青藏高原是我國地震活動最強烈、大地震頻繁發生的地區。據統計，青藏高原地震帶發生過8級以上地震9次，7－7.9級地震78次，均居全國之首。

古代喜馬拉雅持續的地震和火山一方面為人類演化提供了能量供給；另一方面，也對自然條件產生了巨大破壞和沖擊，古猿要適應這種生活環境必須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產生新的變異，從而促使猿向人類的演化。

（三）氣候學證據

氣候是促進生物自然選擇、優勝劣汰的重要因素，同樣也影響著猿向現代智人的進化。考古學家童恩正指出，如果沒有更新世的氣候和地形的突變，智人恐怕難以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出現（童恩正，1983）。第三紀中期，地球平均溫度為23℃—24℃，全球處于溫暖濕潤的熱帶和亞熱帶氣候（楊懷仁，1979）。溫暖濕潤的氣候必然有利于植物和動物的生長和繁衍，因此第三紀也稱為“第三個衍生期”。此時，喜馬拉雅山脈不到1000米，氣候屏障作用不明顯，南北坡都生長著茂盛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是森林古猿、臘瑪古猿的理想生息場所（童恩正，1983）。森林古猿在亞、非、歐洲都有發現，可直立行走也可四肢行走，處于古猿和人緣的中間狀態。

然而，從第三紀中新世之后開始，全球氣候開始逐漸變冷，至晚新生代進入了寒冷的大冰期（楊懷仁，1979）。第四紀，全球出現了多次冰期和間冰期的交替變化，至少可分為四次冰期和三次間冰期。我國分別出現了鄱陽冰期、大姑冰期、廬山冰期和大理冰期（李四光，1947），歐洲阿爾卑斯山先后出現了多瑙冰期、群智冰期、民德冰期、里斯冰期、玉木冰期等五次冰期，珠穆朗瑪峰在早更新世發生了希夏邦馬冰期、帕里間冰期，在中更新世發生了聶聶雄拉冰期、加布拉間冰期，在晚更新世發生了珠穆朗瑪冰期（郭旭東，1974）。

第四紀冰期極盛時，全球氣溫驟降，北半球高緯地區形成大陸冰蓋，格陵蘭冰蓋覆蓋了格陵蘭島和冰島，勞倫大冰蓋掩埋了整個加拿大，并向南延伸至紐約、辛辛那提一帶，歐洲將近一半被斯堪的納維亞冰蓋覆蓋，西伯利亞冰蓋則占據了西伯利亞北部地區，非洲尼羅河甚至出現斷流（Fairbridge，1976）。冰期對古猿生存極其不利，一方面因不能抵御嚴寒而被凍**，另一方面因動植物數量驟減，缺乏食物而被餓**。在冰期，適合人類生存的溫度只有赤道附近，而赤道附近又因干旱缺水大多變成沙漠而無法存活。

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的隆起對亞洲乃至全球氣候變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隆起對季風環流的形成和西風帶波動的加強起到明顯作用（Ruddiman等，1989a），其構造活動可能是新生代降溫的重要強迫因素（Ruddiman等，1989b）。Raymo and Ruddiman（1992）認為新生代37Ma、15Ma、3Ma前后全球發生的3次強降溫事件都是由于青藏高原、北美洲的西部高原的強烈隆升引起，造成侵襲加強，地殼中占主要成份的硅酸鹽化學風化加劇，CO2濃度降低，全球由“溫室效應”變為“冰室效應”（Raymo和Ruddiman，1992）。楊懷仁等（1989）指出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反饋作用是**第四紀氣候大幅度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楊懷仁等，1989）。潘保田和李吉均（1996）發現，新生代20Ma、15Ma、2.4Ma前后發生的3次強降溫事件與青藏高原3次強烈構造運動在發生時間上的良好對應關系，并提出青藏高原是全球氣候變化的驅動機與放大器（潘保田和李吉均，1996）。

中更新世以前，喜馬拉雅山脈對南北向季風的屏障作用有限，南坡和北坡都呈相似的海洋性氣候。晚更新世后，喜馬拉雅山脈的氣候屏障作用突顯（郭旭東，1974）。一方面阻擋了印度洋暖流進入北坡和西北地區，致使北坡變為寒冷的大陸性氣候，湖泊濃縮，森林消失，出現高山草原與草甸；另一方面阻擋了北部寒流對南部的侵襲，冷空氣轉而流向華北華南地區，致使**東部的氣溫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同緯度的地區，在冰川期中原地區、華北、華南及東部大部分都是凍土區。然而，近喜馬拉雅南部區域由于受到遮擋和庇護，氣候相對溫暖潮濕，適宜于古猿的生存和進化。

（四）生物學證據

生物的存在是一個地區是否適宜生存的直接證據。喜馬拉雅山脈坡度陡峭，在較小的水平長度內垂直梯度變化較大，因而物種多樣性特征明顯。孫航和周浙昆（1996）發現喜馬拉雅東部雅魯藏布江大峽彎河谷地區共有種子植物180科、643屬、1410種，并具有熱帶向溫帶過度的顯著特征。胡亮（2016）發現喜馬拉雅地區擁有72科309屬100多種藤本植物。王作波等（2020）發現東喜馬拉雅勒布溝海拔2300—2500m的非飛行小型獸類物種豐富且垂直分布特征明顯。世界上很多生物都能在喜馬拉雅找到原型，有的直接以喜馬拉雅命名，譬如喜馬拉雅旱獺、喜馬拉雅珊瑚、喜馬拉雅鴨茅、喜馬拉雅櫻花等（朱建軍等，2017）。櫻花本身起源于喜馬拉雅山脈，唐朝時逐步傳入印度北部、**西南地區及長江流域、日本、韓國等地。

第四紀期間，盡管有冰期反復，但喜馬拉雅地區仍有豐富的植被并適宜動物生存，這些可在古生物學的研究中得到印證。有學者在希夏邦瑪峰地區發現了腕足類、苔蘚蟲、三葉蟲、四射珊瑚、瓣鰓類、菊石、海星等動物化石和高山櫟、氈毛櫟等植物化石（施雅風、劉東生，1964），并在這些化石層中發現了雪松屬、冷杉屬、云杉屬、松屬、鐵杉屬、松科其他植物、樺屬、櫟屬、唇形科、莎草科、杜鵑科花粉和鳳尾蕨屬、水龍骨屬、卷柏屬等20余種262個孢子花粉（徐仁等，1973）。1966—1968年，我國珠穆朗瑪峰科學考察隊在加布拉海拔5000—5200米地方的中更新世粘土層中，發現了大量的曲枝柏、**云杉、楊屬、胡枝子屬等枝葉化石，并在珠穆朗瑪峰南坡亞里地方海拔4300米處的全新世石灰華中找到忍冬、類似刺毛忍冬、杜鵑、莢蒾和一些薔薇屬、繡線菊屬、鼠李屬、柳屬的枝葉化石（徐仁等，1973）。趙希濤（1975）基于喜馬拉雅山北坡的間冰期與冰后期沉積中發現的植物化石與孢粉，推測中更新世以前，喜馬拉雅山北坡湖泊星羅棋布，森林鋪滿大地，盛長著溫帶針葉林或針闊葉混交林，在加布拉間冰期甚至出現亞熱帶的常綠闊葉林；帕里間冰期，帕里附近古湖湖濱生長著松、櫟、榿木、樺等樹種的針闊混交林；加布拉間冰期，喜馬拉雅山脈以北廣大地區生長著**云杉、松、櫟等溫帶針葉林、針闊混交林，在氣溫最高階段還有木蘭、山核桃等亞熱帶的常綠闊葉林生長和紅色風化殼發育（趙希濤，1975）。郭旭東（1974）基于已發現的植物化石和孢粉資料的綜合分析，提出了珠峰地區從第三紀上新世以來的植物群落演替順序：第三紀上新世末有高山櫟、黃背櫟、灰黃背櫟、雪松、冷杉、云杉等；早更新世帕里間冰期有榿木、櫟、樺、松等；中更新世加布拉間冰期有**云杉、松、櫟、木蘭、鵝耳櫪、柯、山核桃、冷杉、鐵杉、樺等；冰后期的亞里期有柳、小蘗、刺毛忍冬、莢蒾、鼠李、杜鵑、繡線菊、薔薇等（郭旭東，1974）。

陳萬勇等在喜馬拉雅山中段、希夏邦馬峰北坡的吉隆盆地發現了豐富的動植物化石。動物方面，在三趾馬動物群化石中發現了吉隆三趾馬、**大唇犀、小古長頸鹿、葛氏羚羊、鹿、斑鬣狗等森林草原型的喜熱動物和鷗螺型恒河螺，在亞汝雄拉達涕古湖盆地沉積物中，發現了杜氏珠蚌、小隱螺、蘿卜螺、隆起土星介、湖浪介等水生動物化石（陳萬勇，1982）；植物方面，在上新世地層剖面的孢子花粉中發現了柚木、棕擱、棟、蒙科、雪松等亞熱帶型植物（陳萬勇等，1977）；在吉隆盆地上新世沃馬組孢子花粉中發現了棕桐、鳳尾旅、高山棟、棟屬、雪松、榆、柳、云杉、冷杉、鐵杉和眼子菜等混雜堆積（陳萬勇，1982）。還有學者在聶聶雄拉南側**的坡積砂層及粉砂層中發現了黑唇屬兔、藏倉鼠、喜馬拉雅旱獺等動物化石（郭旭東，1974），在**阿里地區岡仁波齊峰山下的礫巖層中，發現豐富的有孔蟲化石，經分離鑒定主要有Nummulites、Assilina、Alueolina及Lockhartia四個屬類（閆臻等，2006），在札達盆地發現了**披毛犀、原始雪豹、早期的北極狐等動物的生存遺跡（Deng等，2011）。

由于第四紀冰期間冰期反復作用，其他很多地區的生物消失，喜馬拉雅—橫斷山地區成為高山植物區系新的發展和分化中心（孫航，2002）。譬如，古地中海的許多類群如樟科的木姜子屬和山胡椒屬等在歐洲已消失，而在東喜馬拉雅和橫斷山脈得到保持和進一步發展（孫航和李志敏，2003）。這些研究清楚證實了喜馬拉雅地區長期都有動植物的生存，并且隨著山脈的升高和氣候的變化不斷進行自然選擇和演化，表明喜馬拉雅地區特別是南邊適合動植物的生長和古猿向人的進化。

（五）考古學證據

考古學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化石和人類留下的物質文化遺存，專門研究古人類化石的形態、結構、體質特征的考古又可稱為古人類學或化石人類學。相比氣候、地質、地震、基因等方面的證據，考古學證據更為直接。尼安特德人、瓜哇直立猿人、非洲人包氏種、“北京人”等都是根據人類化石發現和定義的，目前推斷人類起源地的主要依據是化石。1929年，北京周口店人頭蓋骨的發現為促使亞洲起源說占統治地位，然而20世紀60年代非洲先后發現了大批距今300多萬年的埃塞俄比亞南方古猿阿法種和距今400多萬年的地猿和南方古猿始祖種，“非洲起源說”隨即得到更多支持。

喜馬拉雅地處高原，多年來沒有人類居住和開發，但考古學家還是發現了古人類活動的化石證據。考古學家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聶拉木縣發現石核、石片、石葉、圓頭刮削器等屬于中石器時代或稍晚的石器（戴爾儉，1972），在****西北約85公里發現了距今約2萬年的人類手印、足印和火塘遺跡（David D. Zhang等，2002），在藏北色林錯東南岸發現了晚更新世打造的40件石制品（袁寶印等，2007），在沿雅魯藏布江密集分布著古人類使用過的舊石器、細石器、新石器等（湯惠生，2011）。2018年，高星團隊在青藏高原腹地**尼阿底遺址發現了大量燧石和玉髓的石制品，證實了3—4萬年前這里曾有古人生活（Zhang等，2018，Science）。這些都印證了古人曾在喜馬拉雅地區活動過。

除物質文化遺存外，喜馬拉雅周邊還發現了大量古猿和猿人的化石。印度北部西姆拉低山區發現了“短吻拉瑪猿”、“哈里拉瑪猿”、“索普布拉瑪猿”和“旁遮普槲猿”等古猿化石（Edwin H. Colbert，1935）。云南發現了中新世晚期的開遠森林古猿（Woo Ju-kang，1987）、臘瑪古猿（Simons E.L.等，1965），上新世早期的祿豐臘瑪古猿（吳汝康等，1982），距今約170萬年的元謀猿人（胡承志，1973），晚更新世的晚期智人西疇人（陳德珍等，1978），更新世晚期的“麗江人”古人類股骨化石和頭骨化石（云南省博物館，1977），以及呈貢縣發現的具有晚期智人特征的人類牙齒化石（張興永等，1978）。貴州桐梓發現了更新世晚期的古人類牙齒化石和打制石器（吳茂霖等，1975），水城發現了晚更新世的古人類牙齒化石和打制石器（曹澤田，1978）。重慶發現了距今約200萬年至1萬年的多個古人類遺址，龍骨坡遺址發現了距今約200萬年的“巫山人”化石，奉節人遺址發現了距今約15—12萬年的早期智人化石和石制品，官渡人遺址發現了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的人類化石及石制品，草堂人遺址發現了1件晚更新世早期的古人類肱骨化石殘片，河梁人遺址發現了2件晚更新世晚期的人類頂骨化石，銅梁人遺址發現了1件肱骨殘段（武仙竹等，2009）。四川發現了晚更新世早期的“資陽人”頭骨化石（吳秀杰等，2020）。這些化石呈現出距離喜馬拉雅越近化石年代越古老的分布特征，表明人類可能從喜馬拉雅不斷向外遷徙。隨著喜馬拉雅山脈的快速上升，高原溫度逐漸降低、氧氣逐漸稀薄、需要生存的食物減少，因此猿人必然選擇向周邊低海拔地區遷徙。

喜馬拉雅地區及周邊這些古人類化石和生活遺跡都表明喜馬拉雅地區可能是人類的起源地。賈蘭坡（1974）對已出土的拉瑪古猿化石和南猿化石分布情況進行了作圖分析，發現拉瑪古猿化石所在地連成的三角形正好處于南猿化石分布連接線四邊形的中心，而南亞又位于拉瑪古猿化石練成的三角形的中心地帶。基于此，他提出亞洲南部可能是人類發祥地的觀點（賈蘭坡，1974）。而喜馬拉雅正好位于這個三角形區域，印證了人類起源于喜馬拉雅的觀點。

（六）基因學證據

基因是具有遺傳效應的DN**段，是上代與下代之間的親屬關系的內在聯系。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開始將基因檢測技術用于人類起源的研究：一種是通過對現代人群遺傳信息的分析對比，根據差異率推測起源時間；另一種是直接對古人類化石提取的DNA進行測序分析，破譯其中蘊含的遺傳密碼。

最早將基因技術應用于人類起源和演化研究的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學團隊，他們對從非洲、歐洲、亞洲及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土著的147名婦女胎盤中提取的細胞線粒體脫氧核糖核酸（mtDNA）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非洲樣本之間的mtDNA差異最大，從而推測非洲遺傳次數最多、種族最古老，從而提出人類共同的祖先是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個女人，即“夏娃理論”（Cann等，1987）。此觀點一經提出，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一些學者特別是持“非洲起源說”觀點的表示贊同，但也有很多學者提出了質疑并進行駁斥（Saitou and Omoto，1987; Darlu and Tassy, 1987; Templeton，1991，1993）。Templeton（1991；1993）指出Cann等的結果是采用統計軟件（PAUP 3.0）處理的，而這種軟件在處理大量數據時不能保證得到最理想的樹狀圖，按照不同的輸入順序可能得到不同的計算結果。此外，固定的歧義率也不能準確推算起源時間（Templeton1991；1993）。

一些學者的基因研究結果支持亞洲起源說，有的結果就在喜馬拉雅地區附近。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華萊士（Dougals Wallace）團隊對來自四大洲700人血液中的線粒體DNA進行分析并排列成譜系，發現人類的線粒體DNA類型與多生長在亞洲的猿類最相似，認為最早的“夏娃”可能在**東南部（吳汝康，1989）。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遺傳學教授喬由﹒海伊（Jody Hey，2005）對美洲印第安人和東北亞人的DNA樣本進行分析發現有明顯繼承性，推測美洲大陸的祖先是70名亞洲人（Jody Hey，2005）。張野和黃石（2019）利用遺傳多樣性上限理論對古DNA的研究發現，單倍群R比單倍群N古老大約5000年，認為人類起源于東亞地區（張野和黃石，2019）。Ballinger et al.（1992）對7個亞洲群體的153個**樣本的mtDNA進行序列變異分析，提出了東南亞可能是現代人祖先的觀點（Ballinger et al.，1992）。人類基因組組織機構泛亞太地區SNP聯盟對亞洲人群的常染色體變異情況進行研究，結果顯示90%東亞人群的單倍體型在東南亞或中亞人群中存在，因此推斷東南亞是東亞人群基因庫的主要來源（HUGO Pan-Asian SNP Consortium，2009）。Fu等（2013）對“田園洞人”化石上提取到的mtDNA和核DNA進行分析，發現東亞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祖先在4萬年前就生活在北京周口店，與同期的亞歐古人群呈現明顯差異（Fu等，2013）。Yuan等（2017）對千人基因組的數據分析發現，單倍群R0在**南方最為普遍，側面印證了現代人起源于**南方（Yuan等，2017）。這些喜馬拉雅周邊地區的基因研究結果，為人類起源于喜馬拉雅山間接提供了分子遺傳學證據。

三人類的遷徙路線及平行文明

人類遷徙的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向往美好生活，走向物產更豐富和氣候更適宜的地方，這是主動遷徙；二是由于地質地震環境變化，海拔升高、氧氣減生物退化，為改變生存條件的被動遷徙。從生物發展而言，被動遷徙是主要形式，因此只有喜馬拉雅隆升才是遷徙的根本原因。這是地球上緩慢發生的最大事件，也是人類進化的動力。

非洲起源說的觀點是非洲向外進行過兩次大規模遷徙運動，第一次是早更新世，非洲直立人（Homo erectus）沿東北方向擴散至亞洲和歐洲，占據了包括環西太平洋沿岸的島嶼和舊大陸大部分地區。第二次是晚更新世，具有現代人特征的非洲智人（Homo sapiens）從中低緯度地區向高緯度地區、從平原向高原、穿越亞洲和歐洲向美洲、澳大利亞遷徙，占據了除南極洲以外的幾乎所有陸地（侯亞梅和黃慰文，1998；吳文祥和劉東生，2001）。有學者認為，非洲人進入南亞和澳大利亞等經過的是沿海路線（Mellars，2006）。還有學者提出，非洲人是在冰川期結束后，經東南亞由南向北進入**大陸（柯越海等，2001）。

吳汝康（1964）基于人類起源于亞洲南部的觀點，提出了兩步遷徙理論。第一階段是臘瑪猿遷徙至亞洲北部形成巨猿；向西經亞洲西部到達非洲東部和南部，形成南方古猿；第二階段是演化成猿人后向亞洲北部擴散（吳汝康，1964）。葛肖虹等基于昆侖山口發現的距今約208萬年的“西域羌塘人”，提出了古人類從青藏高原昆侖山口的遷徙過程，一條沿古長江（金沙江）遷徙到云南、貴州、重慶、四川等，后衍生為“元謀人”“巫山人”“資陽人”等，另一條沿古黃河故道的南支遷徙至陜西藍田，還有一部分沿著古黃河故道的北支繁衍為“河套人”“北京人”“泥河灣人”等（葛肖虹等，2014）。

隨著海拔升高、氣溫降低、氧氣稀薄、森林向草原草甸轉變等多重因素的改變，古人為了生存必然逐漸向低海拔區域遷徙。考慮到第四紀冰川多的氣候特征，古人應首選喜馬拉雅山脈南側、**西南地區等作為遷徙地，遷徙至其他地區的將被凍**或餓**。在第四紀間冰期，全球氣候溫暖潮濕，古人從喜馬拉雅開始向外遷徙繁衍，路線分別為：向西達到歐洲、非洲等地；向東經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到了日本、韓國，再穿白令海峽達到美洲大陸；向北去了北極、**等；向南進入南亞、澳大利亞等，遷徙路線與“一帶一路”大致相同。下次冰期來臨前，一部分遷移回喜馬拉雅南側，沒有遷徙的大部分被凍**或餓**。冰期結束，古人再次沿這些線路繼續向外擴散。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人進化程度逐漸加深，智力大幅提升，用火、捕獵等生存技能越來越豐富，適應能力越來越強，因此存活下來的數量也越來越多。需要說明的是，喜馬拉雅之外的其他地區也可能存在猿向人的進化，如歐洲的尼安特人化石、印尼瓜哇直立猿人化石、東非人包氏種頭骨等可能是當地猿向人進化的結果，但最終沒有進化成現代人，屬于無效起源。這些地區可能具備猿向人進化的部分條件，但由于未能全部具備而進化終止變成其他種屬或者在第四紀冰期中被凍**餓**。

末次冰期結束后，從喜馬拉雅遷徙出去存活下來的古人大多在當地定居，形成了當地的特有文化習俗，共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世界文明。人類的起源地是喜馬拉雅，文明是各地**平行發展的。由于各地氣候和日照不同，經過多代的自然選擇和基因變異，現代人的膚色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遷徙至北方由于陽光較弱膚色變白成為白人，遷移至非洲等地由于光線較強膚色變黑成為黑人。布朗（Brown，1980）的研究結果顯示也支持這一觀點，他通過對人體線粒體的研究發現黑人、白人、黃種人具有相似的遺傳基因，表明不同膚色的人種具有共同的祖先（Brown，1980）。

本文在綜合分析已有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人類起源于喜馬拉雅的觀點并從多個方面給出了支持證據，為研究人類起源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喜馬拉雅從海底隆起的過程也是人類進化的過程，喜馬拉雅是人類共同的搖籃和老家。動植物起源于喜馬拉雅，文化和信仰也起源于喜馬拉雅。喜馬拉雅運動是人類進化的條件，其隆升導致人類四方遷徙擴散。雖然目前在喜馬拉雅周邊發現的古人類化石還較少，但這是由于自然環境限制，考古活動開展較少的緣故。隨著考古學、地質學、氣候學、基因學等多學科領域在這一地區的交叉深入研究，相信這一結論會得到進一步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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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知識：